人民幣的貶值預期，短期內雖可使出口商品取得相對的價格優勢，但是在“兩頭在外”(市場和原料)的貿易結構之下，這種相對的價格優勢，極容易經由原材料價格的相對上漲(貨幣貶值導致進口成本相對上升)形成沖銷。

　　雖然人民幣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已累計升值28%，但是，在美國經濟復蘇、以及我國經濟持續下行之下，這種單向升值趨勢不僅不再持續，而且已經明確進入拐點期——7月20日，在即期市場上，人民幣兌美元的最低價為6.3743，較當日中間價6.3112相差631個基點，出現人民幣匯改以來的首次跌停(1%)。

　　實際上，回顧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走勢，除歐債危機導致人民幣兌歐元、英鎊相對升值外，人民幣兌美元和日元等全球主要貨幣的走勢，均呈大幅震蕩態勢。而在我國今年一季度經濟數據出臺前后，因全球資本對我國經濟的風險歸避，人民幣可能已經進入貶值通道——以美元為例，5月2日兌人民幣的中間價為6.2670，而7月23日的中間價為6.3270，人民幣兌美元貶值近1%；再以日元為例，7月23日的中間價較3月21日貶值幅度高達6.8%。

　　人民幣進入貶值預期，令部分樂觀者認為“利大于弊”，其最主要理由為：人民幣進入貶值預期，有利于我國出口商品更具價格優勢，從而進一步加大我國的貿易出口量。

　　上述古典經濟學“貨幣貶值→刺激出口”的范式，形式上固然是成立的——今年第二季度，我國外貿出口同比增長10.5%，高出一季度近3個百分點，二季度出口順差為682.6，更是高出一季度(6.6億美元)百倍，6月份貿易順差甚至創下近三年半的新高。

　　但是，由人民幣貶值預期所助推的短期出口優勢，不僅根本無法持續，更可能由此加大我國“調結構”的難度。

　　這是因為，我國第二季度出口增速、出口順差的大幅遞增，并非完全因人民幣相對貶值所導致，其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要素資源的配置側重于行政主導，在行政主導之下人為壓低相關要素成本，從而大幅強化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

　　另一方面，人民幣的貶值預期，短期內雖可使出口商品取得相對的價格優勢，但是在“兩頭在外”(市場和原料)的貿易結構之下，這種相對的價格優勢，因我國對全球大宗商品缺乏價格話語權，極容易經由原材料價格的相對上漲(貨幣貶值導致進口成本相對上升)形成沖銷。

　　此外，在美國經濟相對復蘇、歐盟經濟仍然動蕩不定之下，發達經濟體的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持續加劇，從而導致外部經濟環境難以對我國出口形成持續支撐，這從今年上半年我國對歐盟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增速近乎停滯即可窺之一斑。

　　事實上，在當下人民幣貶值預期形成之下，短期內出口量和出口順差的大幅“雙增”，我們不僅不可以對此沉醉，更不能因此而放松“調結構”的既定目標。

　　而如果從更宏觀的層面分析，在國際資本對我國經濟走勢的風險敞口加大之下，人民幣貶值預期的形成，已真實說明我國經濟進入一個亟須轉型的階段——在這種窘境之下，我們不僅不能沉醉于短期出口大幅增加的快感之中，反而應加快我國經濟“調結構”的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