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老兵回山東故里 受托帶57壇骨灰
1991年5月高秉涵首次返鄉探親時，與故里長輩交談。
高秉涵近照。
小學畢業證書上的高秉涵。
【冰點特稿】：葬我于故鄉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于右任《望大陸》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著一個泛著青白色光的骨灰壇。他站在村子的西頭，仔細地回憶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臨終前，那個在臺灣孤零零大半輩子的老兵囑咐高秉涵，一定要將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東菏澤定陶縣，撒在“村西頭一華里處的一棵槐樹下”。
“那塊地就是我的。”老兵驕傲地說。
可是當高秉涵從臺灣來到這個小小的村莊時，卻發現根本找不到讓老兵念叨了一輩子的老槐樹。時間帶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帶走了槐樹。最終，他只得在一群圍觀者懷疑的眼神中，打開骨灰壇，將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葉歸根了，安息吧。”
44公斤的老人和57壇骨灰
在臺灣生活長達61年的菏澤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對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島上的“外省人”來說，這條通往家鄉的路意味著什么。
“沒有不想家的。”這幾乎是侯愛芝所能講出的最長的句子。這位80多歲的菏澤老人住在臺北，離家已有60多年了。從她臉上深深的皺紋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難以看出那段留在故鄉的青春。
她偏癱了，半邊身體不能動彈，語言能力也喪失了大半。她只能終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時會努力地擠出這兩個字，眼里滲出渾濁的淚水。
另一位菏澤同鄉是一個83歲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癡呆癥，無法出遠門，但兩岸通航后，卻總是念叨著要回老家看看。兒子用輪椅推著他來到機場，當看見即將啟程的老鄉們時，他像個孩子一樣興奮地叫起來：“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兒子推著他在機場轉了幾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臺北的汽車。老人一直幸福地望著窗外，他真的以為自己就要踏上歸途。
高秉涵說，對于這些在臺灣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為如此，他想盡一切辦法幫助同鄉們完成回家的夢想。而許多菏澤同鄉，也安心地將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為一些同鄉戶籍卡上的緊急聯絡人。有好幾次，他被緊急叫到醫院，彌留的同鄉只有一個請求，讓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澤老家。“我說好，你放心。他們就吧嗒吧嗒地落淚，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聲回憶道。
去世的老鄉越來越多，高秉涵背負的囑托也越來越重。自從1992年他帶著第一壇同鄉的骨灰回到山東，至今，已有57壇。
對這個身高175厘米、體重卻只有44公斤的老人來說，這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這些骨灰壇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個都重達10公斤。為了不出差錯，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帶4壇。每次臨近返鄉，他都要跑到花蓮、宜蘭等地的軍人公墓，將等待回鄉的骨灰壇接走。
一年夏天，他從臺北趕去花蓮的軍人公墓辦理骨灰遷移手續。沒料想，臺風來得突然，傾盆大雨從天而降，下山的橋被洪水攔腰沖斷，他抱著冰冷的骨灰壇躲在空無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渾身就像泡在水里”。他發現附近為死去的“有錢軍人”修建的涼亭，便捧著骨灰壇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機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動，“沒有誰愿意家里擺著好幾壇外人的骨灰”。為此，他不得不將骨灰擺進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著這些老哥，他們的鬼魂就算回來，也不會去找你們的”。
把骨灰從臺北帶回山東是個極其艱難的過程。這些被密封起來的骨灰壇，常常被誤認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須通過繁瑣復雜的安檢程序。并且，因為害怕骨灰壇摔碎，他從來不敢托運。即便帶上飛機，他也只能小心地抱著，生怕空乘人員和周圍的乘客發現。
他曾經因為要照顧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關遺失了一壇骨灰，也曾經因為沒拿穩，把骨灰壇摔碎。但是最終，他還是把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們生前無法回到的故鄉。
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
在臺灣，200多個從菏澤一路歷經戰火和逃難來到這里的人組成了“菏澤旅臺同鄉會”。高秉涵因為來臺時年齡最小，在同鄉會里也最年輕，被推選為會長。
對他來說，會里的每一個同鄉都是他的父兄、母姐。他堅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著想要回家的同鄉一道返鄉，“我答應過他們，只要還有一個人要回家，我就陪著他們一起回來。”
說這話的時候，高秉涵似乎已經完全忘記，自己也是一位75歲的老人了。
其實，菏澤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沒有“五服以內的親人”。但因為這些同在異鄉的鄉親，菏澤不僅意味著故鄉，也意味著他身上背負的、關于回家的約定。
高秉涵成了菏澤同鄉的中心人物。這些一輩子都未忘鄉音的菏澤人頻繁地聚會，只不過，他們的話題屈指可數：家鄉的樣子，逃難的經歷。他們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后來高秉涵的太太都不愿意參加這樣的聚會，因為“每次都聽同樣的事情”。
即便在家里，高秉涵也總是在飯桌上興高采烈地講起小時候在鄉間犁地，和父親清晨跑到“黑豆棵”里捉鵪鶉，講起老家的風俗“壓床”。當然，還有許多逃難路上的故事。
以下就是那被上百次反復講述的故事之一。
廈門海岸上的一個秋夜，中秋節剛剛過去，“月光很亮”。高秉涵和海灘上成千上萬人一樣，焦急地等待著前來帶他們到海峽另一邊的船。天還沒亮，兩艘登陸艇悄悄地靠岸，逃難的人們“像流水一樣瘋跑”，想要抓住最后一根離岸的稻草。
這個當時只有14歲的男孩，只能跟著人流向前擠，一開始是在地上跑，但很快就變成了“在被踩死的尸體上跑”。身后的士兵甚至用槍托打在他身上，想要踩著他登船。
天已大亮，當他在最后一刻擠上船時，一顆炮彈落在船上，硝煙和血霧彌漫在一起。那些未能登船的士兵絕望地哭喊著，有的拿起槍向船上掃射。艙門關閉，將正在那里的難民攔腰夾斷。船上幸存者所能做的，只是將尸體和殘肢不斷地扔進海中。
當登陸艇離去時，海水變成了猩紅色。高秉涵站在船艙蓋子上，那里到處是人，甚至連蹲下的空間也沒有，空氣中飄蕩著“火藥和血的味道”。
他漂落到了大海的另一邊，再也見不到自己的母親。但是，當時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樣一個充滿訣別意味的清晨，究竟是哪一日。數十年后，他在圖書館翻查史料，才發現自己乘坐的是那一年由廈門駛往臺灣的最后一班船。日期：1949年10月16日。僅僅就在半個月之前，在遙遠的北京，一個新的共和國成立了。
那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里的故鄉
此岸，曾經像是一生也回不來的地方。
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堅稱自己“旅居臺灣”的老人一樣，從未放棄尋找觸摸故鄉的機會。菏澤同鄉卞永蘭就是其中的一位。上世紀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護照。1982年，她終于在從阿根廷到臺灣的旅途中找機會回到菏澤。
她的記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記載著在臺灣的菏澤同鄉對她的請求，有的想要張“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請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親，有的則請她帶回點家鄉的特產。高秉涵也對她說了個請求：“帶點家鄉的土回來吧。”
卞永蘭回到臺北的第二天，菏澤同鄉舉行了一場大聚會。許多人臉上的神情顯得緊張，大家像小學生一樣規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產時，人多物少，最終定下“每戶燒餅一個、耿餅三只、山楂和紅棗各五粒”。之后則要分配卞永蘭從菏澤提回來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為高秉涵是律師，他被指派執行“分土”。經過激烈的爭論，同鄉們約定必須憑籍貫欄中寫有“菏澤”二字的身份證方可領取，并且“每人一湯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責任重大，可分到兩湯匙”。
直到今天，當高秉涵回憶起那時的情景，還記得四周靜得“落下一顆塵土也聽得見”，沒有人說話，甚至沒有人大聲喘氣。他一手拿湯匙舀土，另一手用筷子小心地將湯匙里冒出的土尖撥平，再倒在一張白紙上。
分到土的人小心翼翼地捧著這一層灰黃色的泥土，仔細地包好。有一位老先生，因為雙手顫抖，還沒等包起紙包，就把土撒在了地上。他坐在地上，一邊撿土，一邊流淚。最后，高秉涵又給他分了一湯匙。
那些手握泥土的同鄉們臉上“又得意又哀傷”的表情，讓高秉涵終生難忘。
這個“分土人”，將一湯匙泥土鎖進了銀行保險箱，同樣在那個保險箱里的，還有他和太太多年來積攢的金條、金飾。而另一匙泥土，則被倒進了茶壺，加滿開水，“每次只敢喝一小口，整整用了一個星期才喝完”。
這些帶著“故鄉味兒”的泥土，其實“沒有什么味道”，但高秉涵一邊喝一邊哭，“流出的眼淚比喝進去的泥水還要多許多”。
那時的他并不知道，何時能再踏上家鄉的土地。
臺灣的“外省人”一度寄希望于蔣介石“反攻大陸”。1951年，蔣介石頒布《反共抗俄戰士授田條例》，凡當兵滿兩年者都獲頒“戰士授田憑證”，等“反攻”成功后，就可以兌換授田證上的土地。那些年輕或年長的軍人愿意相信這一切，甚至有人喜氣洋洋地規劃著：“到那時我就回去種地，種上麥子、玉米、高粱、黃豆和芝麻，剩個幾分地再種點兒菜。”
很快，這個像泡沫一樣的許諾破滅了。和數百萬從各個港口逃離、并最終匯聚在這個島上的人一樣，高秉涵想念自己的母親，想念家鄉，盡管那里只有他短短13年的記憶。
當年，逃難路上連綿的戰火奪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但是，一些東西被幸運地保存下來，直到今天：一張綿紙制成的菏澤縣南華第二小學畢業證書、一張小學“流星排球隊”的合影，以及“南華第二小學二級一班”的合影。
這幾乎就是他所能看到的關于故鄉的一切，盡管褪色發黃，卻仍舊珍貴無比。除此之外，故鄉留給他的是大把大把的記憶。當他發現“反攻”無望，便開始拼命地要記住過去的每一個片斷，并將家鄉的每一點細節都寫在日記本中：“我家住小高莊的路南，院子里有棵石榴樹。對門是金鼎叔家，他們家的黑狗很兇……”
他的家鄉，就建筑在這樣無數條細枝末節的記錄之上。如今看來，它們大部分都顯得那樣微不足道。他寫下了田里的野草，“白馬尿、節節草、牛舌頭草”，也記下了大豆、麥子、高粱、谷子是常見的莊稼。至于棉花，則“一黃一白兩種顏色，快下霜的時候開花”。就連家里的小狗也被記錄在冊，“額頭上有一道白線，名叫‘花臉兒’”。當然，還有村里的一棵老槐樹、一眼井和村西邊的一座小廟。
“拼命地記，就好像給我家照相一樣，日記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老人比劃著，“因為將來，我總要告訴我的兒女們，老家到底是個什么樣子。”
這樣的7本日記，被他周圍的菏澤同鄉視為珍寶，每當想家的時候，總會向他借來看看。日記被來回傳閱，直到翻得卷邊兒、掉頁。
1991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高家儲藏日記的地下室。日記毀了，但記憶還在。
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終于踏上回鄉的路。
看上去，那里似乎仍是他熟悉的村莊。土地沒有變，節節草沒有變，金黃色的玉米還是被晾曬在那條熟悉的土路上。當高秉涵踏上那條路時，他感到“心臟都快跳出來了，我就蹲下來，就哭吧”。
當然，更多的東西發生了變化。那條在年幼的孩子看起來很寬的村路，“今天看來原來這樣窄”。他家的祖屋，如今雖然還長著金瓜和海棠，但居住在其中的已經是一家遠房親戚。他找到了小時候和自己一起捉螢火蟲的玩伴“糞叉子”，可是糞叉子也老了，“弓著腰，拄著拐杖，走路很慢”。就連棉花的開花時令，也向后延遲了兩個節氣。更何況，這里再沒有他的母親和姐弟了。
這個被他一刀一刀刻進心里的故鄉，終于還是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