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財評：物價上漲這只“猛虎”為何難馴服

時間:2011-10-14 09:11　　　來源：人民網

　　今年以來，我國物價走勢居高不下。有網友甚者認為，“猛虎下山，老百姓尚可以避而遠之；物價上漲，老百姓逃無處逃、躲無處躲，可見物價上漲比猛虎有過之無不及”。

　　無論是老百姓的期盼，還是中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希望馴服這只“猛虎”，實現物價穩中有降。但根據國內和國際經濟形勢來判斷，我國面臨著中長期通貨膨脹壓力，我們需要做好與這只“猛虎”較長時期相伴的思想準備。

　　就國際而言，全球人口增長、城市化推進與全球變暖，推動農產品價格上漲；就國內而言，城鎮化發展以及要素價格改革，形成中長期成本推動壓力。

　　全球人口增長與氣候變暖推高農產品價格

　　全球人口增長與城市化推進導致對農產品需求快速增長。據聯合國預測，全球人口將從2010年的69億增加到2050年的91億；其中新增人口中有近90%將來自現在的發展中國家。與此同時，全球城市化也在不斷向前推進，2007年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過農村人口。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膨脹、全球城市化的推進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消費能力和消費結構的變化，都在推動農產品消費需求上升。研究表明，未來50年, 全球對食物和纖維等農產品的需求將成倍增長。

　　近40年來全球氣候呈現出變暖的總趨勢，氣溫增高增大了地表水的蒸發量，從而加重了糧食作物主產區的干旱、土地沙化、堿化以及草原退化。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對農業生產形成新的挑戰。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告認為，全球農業GDP會在今后20年由于氣候變暖而下降16%。

　　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的報告認為，全球變暖可能導致2050年包括玉米、小麥和大米在內的農產品價格比現在上漲三分之二左右。

　　國內城鎮化進程與要素價格改革帶來雙重壓力

　　城鎮化是未來中國增長的重要引擎。十二五期間，中國的城鎮化率要從當前的47%左右提高到51.5%。城鎮化發展形成物價中長期上升的壓力。

　　城鎮化導致工資成本特別是農業部門工資成本的上升。根據國家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2003年至2008年間，非農部門實際工資的年均增速在10%左右，而農業部門的實際工資增速則遠高于10%。這體現出城鎮化帶來的城鄉工資在絕對水平上的趨同，（而在此前，農業部門工資要比非農部門工資低得多），但也反映出未來農產品價格在人工成本推動下不斷上升的壓力。

　　城鎮化發展將導致糧食成本的中長期上升。中國糧食生產的主要成本包括土地承包費、勞工成本和物資投入成本。以2010年為例，土地成本占糧食生產總成本的20%；主要農產品畝均人工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稻谷 37.1%，小麥28.0%,玉米39.9%,大豆30.6%,棉花54.8%；物資投入成本占糧食生產總成本的40%～50%，其中很大一部分如化肥、農用膜、農用機械燃料等，都與石油價格相關。這些成本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有著逐步上升的趨勢。因此，農產品價格上漲也就是可期的。

　　城鎮化發展還會導致居住成本上升。居住類價格主要包括建房及裝修材料、房租、房屋維修費、物業費、自有住房貸款利息、水電燃氣以及其他與居住有關的服務等的支出。隨著城鎮化推進，居住類價格的各組成部分如房租、房貸成本、水電燃氣等都處于上升趨勢。

　　我國的要素價格改革也會形成推動成本上升的壓力。中國經濟曾出于趕超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壓低了要素價格，以使中國獲得了較長時間的低成本競爭優勢。隨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我國應逐步糾正原來的價格扭曲，推動要素價格領域的改革。這會使得一系列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資金、資源能源等價格趨于上升，中長期通脹的壓力十分顯著。

　　比如，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幅的逐步下降與勞動力供應的結構性短缺，勞動力價格將逐步攀升；城鎮化的推進導致土地更加稀缺，推動土地價格上漲；人口老齡化來臨使得中國的儲蓄供應逐步減少，這會推動資金成本上升；中國的快速發展加劇了資源能源供應的緊張，原先壓低的資源能源價格將會逐步走高。

　　防止政策不當引發滯脹風險

　　雖然從基本面看，我國發生滯脹的可能性很小，但中長期增速下滑與通脹壓力并存的局面值得警惕，特別是注意防止政策不當可能引致的滯脹風險。因此，筆者認為，當前抑制通脹的政策措施應著重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總需求管理非常必要，維持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不能動搖。在治理通脹上要有決心，不能走走停停，要給公眾可置信的承諾，從而穩定預期，防止出現加速通脹的預期。現在國內市場上有悲觀情緒，認為可能出現滯脹，呼吁放松貨幣政策，這恐怕是南轅北轍。因為一個忽緊忽松的政策只會喪失貨幣政策的公信力，讓市場對控制通脹失去信心，從而重蹈美國1970年代的覆轍。一個穩定的、一致性的貨幣政策，有利于錨定百姓的通脹預期，避免滯脹。就中長期看，由于通脹壓力的持續存在，因此，應該維持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并展現出一定的前瞻性和靈活性。

　　其次，對于要素成本上升要因勢利導，“容忍”相對價格的調整。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各類要素成本出現上升趨勢，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由此形成的通脹壓力不應過度壓制，否則將使要素價格發生扭曲，難以發揮價格信號引導資源配置的作用，達不到結構調整的預期效果。因此，要從根本上抑制物價上漲，需要正確處理好抑通脹與保增長、調結構的關系，對于有效體現資源稀缺程度的要素成本上升只能因勢利導，充分依靠和發揮市場競爭機制作用，對企業的產品、市場、管理等創新形成“倒逼機制”。惟有如此，才能通過提高經濟效率來改善供給，逐步化解成本上升的壓力。而且，從中長期看，讓企業面臨真實的成本壓力，恰恰會抑制過度的投資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延擴張，有助于從根本上緩解通脹壓力。

　　第三，更多采用市場機制而非行政干預的辦法來治理通脹。從西方國家歷史經驗看，價格管制是形成“滯脹”的重要原因。因此，面對當前的高通脹，要更多地采用市場手段來解決。價格干預有很強的負面效應，特別是會在微觀上減弱企業生產的激勵，從而在宏觀上惡化總供給。因此，在抑制通脹壓力時，要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促進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有機結合，以保持經濟增長的持久活力。

　　第四，僅僅需求管理是不夠的，還要在供給上做文章。一方面，要穩住糧價及相關食品價格；另一方面，面對國內企業利潤水平的下滑，要有意識地減輕企業負擔，防止多重因素交疊（包括勞動力成本提高、資源能源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信貸緊縮以及稅負較重等）導致微觀企業活力減弱和勞動生產率的下滑。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主任，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編輯:王君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