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一季度GDP增幅連降5個季度僅為8.1%、規模工業利潤下降5.2%、央企3年來首次利潤下滑之際，短期內整體經濟下墜之勢已然明顯，對此最好的藥方必然是“貨幣放水”，而這又必然會以“物價上漲”為代價。
在2012年第8期《求是》雜志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發文《關于穩價安民幾個重大關系的思考》，文中明確指出“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適度溫和物價上漲難以避免。”
這是個大實話，對于新興經濟體尤其如此，因為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快速增長，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和交易商品范圍的擴大，而這些均需要“貨幣放水”為基礎；這又是個無奈之舉，在今年一季度GDP增幅連降5個季度僅為8.1%、規模工業利潤下降5.2%、央企3年來首次利潤下滑之際，短期內整體經濟下墜之勢已然明顯，對此最好的藥方必然是“貨幣放水”，而這又必然會以“物價上漲”為代價。
實際上，在今年春節過后，央行即一改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底的“貨幣收緊”政策，逐漸以“貨幣放水”應對經濟下行態勢——在央行2月24日下調存準金率0.5個百分點之后，再次于日前下發通知，將于4月1日起對專項票據置換進展順利的縣域法人金融機構，給予1%存準金率的政策優惠。
客觀而言，通過分析今年一季度的諸多經濟數據，已經表明我國經濟已由去年下半年的“下行”態勢，演變為當下的“下墜”態勢。在這種嚴峻形勢之下，為避免整體經濟的大幅觸底，適度啟動“貨幣放水”顯然是需要的。
但問題是，“貨幣放水”的幅度究竟以多大為宜？由此可容忍的“適度溫和物價上漲”又是多大？而在上述技術層面的疑問之外，我們更應提出理念層面的拷問，過度依賴“貨幣放水”，還能維持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多久？在短期“貨幣放水”的應急之外，我們更應如何確保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在回答上述技術層面疑問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的廣義貨幣存量(M2)和通脹水平，我國M2余額從2008年末的47.52萬億元增至2011年末的85.16萬億元，4年來增幅高達80%左右。而因為“貨幣放水”之于通脹的滯后效應，我國CPI在2009年的-0.7%之后，雖然央行2010年下半年后持續通過加息、增加存準金率和央票等手段收緊貨幣，但是2010年、2011年的CPI仍然分別達到3.3%和5.4%——對于超量的“貨幣放水”，宏觀經濟的后續反應一般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經濟增長仍呈下行態勢，此種情況通脹早期會適度溫和，后期會大幅攀升；第二種是經濟增長大幅回升，此種情況通脹早期會大幅高企，后期會相對回落。相比而言，第一種情況更為可怕，這表明“貨幣放水”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已不明顯，同時表明“滯脹時代”可能即將到來。
令人憂心的是，我國當下的經濟狀況，已然與第一種情況相吻合。這表明我國當下的宏觀調控，已經面臨著極為難解的兩難困境：其一，短期內如不持續“貨幣放水”，整體經濟可能急速下墜探底；其二，短期內如持續“貨幣放水”，則通脹必將再度高企，而且整體經濟在短期緩沖之后，仍然難以確保中長期不再大幅下行。
如果說在10年前，我國尚面臨著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房地產等領域尚沒有完全實現商品化，此時通過大幅“貨幣放水”，滿足整體經濟需求、并一定程度拉動經濟增長尚屬合理。那么，在告別這一階段之后，如果仍然執迷于此，而沒有真正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則必然會釀成兩難苦果。
當下的尷尬局面，已然表明，持續“貨幣放水”，不僅不可能持續挽救我國經濟，而且必將引發更為嚴重的通脹。
當然，面對我國當下已然下墜的整體經濟而言，短期應急式的“貨幣放水”固然需要，但必須適度。與此同時，更應明確我國未來經濟的可持續性增長，只有依靠經濟增長方式的全面轉型才能實現，而這又必須以大幅降低稅負壓力和真正轉變行政職能為前提。（楊國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