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經濟信息導報》：爭奪“臺資”

　　早在入世之前，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就提出了“張忠謀定律”：未來10年全球半導體重心轉移到中國大陸的潮流勢不可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秀恒也曾在去年預言：更多的珠三角臺商將轉往蘇、浙、滬一帶地區設廠。

　　李會長一句話，引得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兩地對臺資的爭搶空前激烈，至今方興未艾。

　　從整體數據上來看，在2000年，江蘇吸引臺資總額占到全國的45%，就已超過廣東的43%；歷年累計臺商投資總額，江蘇達到200多億美元，也超過廣東的180億美元。光是其中的“超千億俱樂部”成員蘇州，吸引臺資就達120億美元。珠三角，長三角，相繼爭領臺資風騷，但最風光的還是在臺灣本土已不那么吃香的臺資。

　　卡位長三角

　　近年來臺灣本地IT業發展已受到人力、土地資源的嚴重限制，不穩定的政治經濟大環境也不時掣肘。加之高科技產業中勞力密集型的部分擅長的是大規模制造，在經濟發展進入一定水平后，已經不適宜在臺灣發展，因此臺資的擴散和產業的轉移是必然的事。

　　來自臺灣的調查顯示，長三角已被臺商評為大陸投資環境最佳地區。被列為整體投資環境最佳的A級城市共有七處，悉數集中在此區域：蘇州、余姚、蕭山、杭州、奉化、揚州和嘉定。

　　如果考察一下臺商在東莞和蘇州——兩個三角地區吸引臺資的主力——的投資狀況，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臺商投資大陸的策略演變。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臺灣到大陸投資必須繞道香港，從降低生產成本著眼，利用便捷地利和便宜人力，以做電腦配件為主的廣東東莞臺商基地得到迅速發展。那個時候東莞的產品以出口加工的下游產品為主，技術含量較低，目的是給臺灣的整機廠家做局部的配套服務。

　　而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向新世紀邁進的關鍵時期，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地區越來越贏得了更多的關注。臺資由“西進”開始“北移”，成為這股大潮中一朵耀眼的浪花。

　　“我們來華東，是為了‘卡位’”，幾乎所有的在長江三角洲投資的臺商都用這個臺式國語強調他們的投資戰略意圖。

　　“卡位”是卡哪個位？

　　首先是“成本位”。長三角物美價廉的人才和良好的自然社會環境不能不讓臺商動心。

　　以地價為例，長三角的各個城市為了爭奪臺資，紛紛降低土地使用權轉讓價格，個別城市甚至降到每畝2-3萬元。這與臺灣島內的地價相差非常懸殊。

　　作為新經濟的代表，IT業(臺商投資長三角的最重要產業)顯著有別于舊經濟的一點是，除了資本和技術以外，人才在其發展中具有獨特作用。第一個“發現蘇州”的臺灣明基電腦的總經理曾經很苦惱的告訴大陸媒體說，在臺灣，要開間半導體廠，但招不到工人。而長三角擁有好的教育基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是未來產業發展的強大基礎。

　　城市經濟學專家周牧之推崇“熟練產業工人理論”，從而認為“長三角”有全世界最好的工業基礎，全世界最好的工業資源，這是地區工業積累了50年才得到的資源。

　　較短期的“成本位”之外是更長遠的“市場位”。現在有一句商界很流行的話：得長三角者得天下。臺商投資有一個鮮明的特點：集群效應。以前，出于對大陸市場狀況的不熟悉，臺商一般是扎堆投資，接踵而至，贏得了第一個臺商就贏得了第一批臺商。東莞和蘇州分別生活著8萬多和20多萬臺商及其家屬。集群效應又帶來非常明顯的產業鏈效應：在蘇州，從電腦鍵盤到磁頭、電源、顯示屏，這些電腦配件應有盡有。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里聚集了幾乎齊全的電腦配件廠家，使該地區產品的成本優勢便迅速突現出來。

　　等臺商在大陸市場里海游了一通后，發現東莞基地的諸多局限性：離市場腹地遠、人才儲備不足、治安欠佳。這些對于IT業來說，都是致命的硬傷。臺商出走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便成為必然。長三角成為臺商的首選。

　　臺商尤其不可能不看到這一點：長三角地區本身就是個深具潛力的大市場。該地區以全國1%的土地、6%的人口，創造了18%的國內生產總值。該地區對電腦等電子產品有著較強的購買力。在江浙滬，其家庭電腦占有率在全國都名列前茅。臺商在這里設廠，好象是把工廠設在市場中間，配銷距離大大縮減，市場嗅覺更加靈敏。

　　珠三角喊冤

　　當長三角的臺資扶搖直上、風光無限時，敢為天下先的珠三角人們忍受不了屈居人下的滋味。他們也有他們的說辭和招商法寶。

　　廣東省臺辦主任甘兆勝認為，廣東吸引臺資仍具優勢。他也能舉出一系列響當當的數據：2001年，廣東共有臺資企業14000家，累計簽訂合同臺資金額220多億美元，實際到位資金110多億美元。廣東利用臺資的規模過去兩年連翻162%，今年頭三個月比去年同期增長51%。

　　廣東毗鄰港澳，交通便利，市場經濟發達，獲取信息便利，產業配套能力強。其投資軟環境發展較快，科技人員的獲得便利，而且廣東與臺灣的氣候相似，也就是說臺商住在廣東就像住在家鄉一樣。

　　針對臺資“北移”的強勁風聲，廣東省臺辦副主任張鎮堆指出，臺企大批進駐長三角，主要是希望在大陸逐步放寬內銷限制后，為進軍大陸內銷市場而進行部署；然而對珠三角這個生產基地，臺商并沒有放棄。他說，傳媒指廣東臺商“移情別戀”的說法，根本與事實不符。

　　具體以東莞為例。去年，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為東莞正式明確定位：要將東莞建成臺商的投資基地。2001年注入東莞的臺資不降反升，1至10月增資較上一年同期增加54.67%。眼下東莞已成為臺商在大陸的最大產業基地。東莞2000年初臺企總數是3700家，但到去年底已經突破4200家，利用臺資47億美元。

　　對“臺資北移”傳聞的解讀，東莞市有關領導與廣東省臺辦副主任張鎮堆的說法如出一轍、更加明晰：“北移”并非搬走，而是少數有內銷傾向的臺企在其他地方新設了分廠，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在東莞投資的臺企并無一家搬走，反而新增了五成多。

　　一位在東莞多年的臺商說，“臺資北移”絕非珠三角的臺資全部搬至長三角，北移長三角的臺資有兩種可能：一是產品以內銷大陸為主的企業，二是部分產品內銷的珠三角臺企，先去長三角占個據點，但它們都是新設的分廠，而非轉移。

　　不可否認，大多數臺商仍然鐘情在東莞投資，他們說東莞已形成一種“產品生物鏈”，臺商在東莞的運作模式，主要是“臺灣接單、大陸生產、產品全部出口”，形成了大中小企業配合、上下游聯動的模式。例如最講究配套的電腦資訊業，在東莞已達到800多家，這些臺商之間已形成了難以割舍的“產品生物鏈”，即每一家企業都帶來了自己的上下游企業。像著名的臺達電子在東莞投資辦企業，其上下游企業為減少成本也跟著來了東莞，一家大企業就帶來了22家中小企業。

　　香港大學教授薛鳳旋則認為珠江三角洲未來的勢頭是二三十年不會變的。因為我們國家改革開放20年了，要營造一個商業社會，20年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也不是一個足夠的時間。

　　長遠來看，零部件的生產是必然會轉移的，因為珠三角成本已經不再像過去那么低得誘人，部分轉移到長江三角洲，但是這兒也是經濟發達地區，于是有人預測：最后還可能會向西部轉移，在烏魯木齊機場旁邊就可以搞，因為以后都是空運解決問題。不無道理。

　　臺商偷著樂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長三角與珠三角對臺資的拼搶，客觀上捧高了臺資的地位，有時候捧到了一個不該有的地位，于是表面上有了面子，實際上吃了一些不必要的啞巴虧。

　　土地是投資開廠的立足之本。在土地價格方面，且不說長三角與珠三角了，就是長三角內部10個城市都一直在較勁，究竟看誰能忍受地價在成本價以下的壓力。蘇州的地價原來每畝是20萬元左右，昆山是15萬元左右，但緊臨的吳江市以及浙江的寧波和杭州則將地價直接壓到了每畝5萬元，而無錫甚至降到每畝2-3萬元。甚至有知情人透露：“有些地方，甚至提出免收土地轉讓費。”

　　杭州市出臺的招商引資政策規定：外商投資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經土地管理部門批準，自企業取得使用權之日起，5年內免交土地使用費；外商投資教育、醫療等非盈利公益事業項目，其建設用地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門依法采取行政劃撥方式供給。

　　蘇州政府官員承認：地價在10萬元以下，意味著連成本都收不回來。大部分開發的土地成本至少在9萬元以上。缺口部分怎么辦？寧波市外商投資促進中心副主任徐雷說：“只有靠財政補貼。”可以說是政府貼錢筑好巢，引得鳳來得大頭。

　　除了土地價格和水電增容費，稅收政策也是爭取外商的一項主要內容，最主要體現在企業所得稅的征收方面。根據國家規定，外資企業可享受基本稅率15%及“兩免三減半”的優惠政策，但長三角幾乎所有城市都已經突破了國家的底線。

　　在蘇州工業園區，經營期超過10年的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自獲利年度起，通過“先征后返”方式，可享受“兩免三減半”；先進技術企業可享受“兩免六減半”；產品出口企業可享受“兩免全減半”的優惠。有的開發區甚至一開始就是“七免七減半”、“十免十減半”。

　　寧波對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為15%，實行“五免五減半”。

　　很會做生意的臺商，利用珠三角、長三角之間的競爭，以及長三角內部各城市之間的競爭，成功地壓低了土地價格和爭取到稅收優惠之后，喜笑顏開，但留給地方政府的卻是一臉苦笑。由于土地使用權出讓價格低于成本，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經費搞基礎設施建設，而各地基礎設施建設經費來源，主要是靠土地使用權出讓費，幾乎不可能依靠地方財政。

　　另一方面，在招商引資混亂的背后，某些政策帶來的后遺癥，即使對臺商來講，也很不利于其長遠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實際上增加了投資企業的長期運營成本。“所以歐美的企業就不是很看重土地轉讓費，主要看重的是企業長期發展環境。”一蘇州地方官員曾有些不平卻無奈地說，“而臺灣的一些中小型企業就比較看重蠅頭小利。”

　　但是臺資的成功代表、明基中國的營銷總部總經理曾文祺反駁了上一說法。他不認為臺商是受江蘇等地土地價格便宜才紛紛遷移華東，他表示，免費的土地給我我也不會去，國內有許多地方都可以拿到比蘇州更便宜的土地。關鍵是綜合考慮未來成本、經濟布局和環境等等因素。最終一點，企業是要永續發展的，初期一次性投入的土地成本只是作出布局判斷、選好戰略布點后才應該考慮的事情。

　　更大的三角合作

　　整體來看，臺商對珠三角投資仍在增加，但以上海、蘇州、杭州、寧波等為中心的長三角地區確實成為臺商投資的新熱點，尤其是最近投資高科技產業的臺商，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

　　同時必須指出一個不被太多人注意的事實：雖然珠三角對臺資的爭奪寸步不讓，但臺資在珠三角的外資構成中，份額并不是最主要的，珠三角地區的外資主要是香港和東南亞以及海外的華資。只是有專家分析指出，因為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特點不一樣，珠三角對外資依賴的程度要大得多，所以該地區對外資的敏感度也就大得多。

　　蘇州之所以能夠繼東莞之后成為第二個國內外企業尤其是臺灣IT業聚集地，其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入和廣東地區整體的投資成本的提高。有專家鄭重指出：所謂“無論如何，廣東只是中國之一翼，而上海則是中國的龍頭，欲打中國市場，當然要扼長江三角洲的咽喉”的說法是純粹的憑空想象和站在舊思維上的推理。隨著中國物流產業的現代化進程的加速，比如航空港概念向現實實施階段的轉變，純粹的地理空間主導的經濟差距將越來越小。

　　在這場爭奪戰中，臺灣華碩電腦華南區總經理雷師凱代表了相當一部分臺商的看法，他認為兩者之間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爭奪IT廠的投資入戶問題。盡管目前長三角的昆山的臺資廠商越聚越多，但是這里面除了上述因素外，也存在著臺灣廠商平衡在祖國大陸投資地域分布的因素，畢竟祖國大陸“太大了”，絕對可以同時容下東莞和昆山兩個IT制造重鎮。

　　臺企恒豐集團的賀正華總經理看得很清楚：中國版圖很大，兩個地區有各自發展的潛力，不需用過多比較的眼光看事實。而且企業都是根據各自行業的遠景來制定發展的5年或10年計劃。

　　作為中國兩個最富影響力的經濟區域，長三角和珠三角之間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但也有合作的關系，彼此會在某種程度上達到平衡。即便是我國臺灣當地也在和長三角、珠三角競爭，未來彼此更多的將會是合作分工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