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理論建樹 勇于實踐探索

　　從世界經濟思想史角度來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能否結合，是一個在國際范圍內存在爭議的問題。在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上，這個問題同樣長期引人關注。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及時回答時代之問、人民之問，廓清困擾和束縛實踐發展的思想迷霧，不懈探索、勇于創新的理論建樹。

　　回望這一探索歷程，深感一些歷史節點的重大意義。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時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一觀點，具有重要的開創性意義。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說出了適合于當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的“新話”。隨著這一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漸深入，經歷了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循序漸進過程。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更加明確表達了“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的觀點，在當時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

　　黨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問題作出了初步探索。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藍圖和基本框架，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黨的十五大到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進一步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論觀點。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當前經濟體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

　　回望這一探索歷程，深感改革開放實踐的偉大力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在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實行家庭聯產承包、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中國農民的這些偉大創造，一步步地沖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加速了農村經濟市場化的進程。繼農村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進行。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擴大，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等實踐探索，促進了商品、勞動力、資金、技術等在城鄉市場的廣泛流動，初步顯示了市場的活力。對此，鄧小平同志加以充分肯定：“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進行一系列的體制改革，這個路子是對的。”可以說，沒有改革開放的新實踐，沒有人民群眾的實踐創造，就不可能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就不可能形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

　　當然，實踐創新與理論創新總是雙向互動、彼此促進的。在正確理論的指引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在實踐中體現出巨大的創造力、生命力。尤其值得強調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世界各國都在努力尋求應對方案，國際經濟競爭更趨激烈。在這場各國同場競技、激烈競爭的“公開考試”中，中國積極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向世人展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績單”，贏得了國際有識之士的好評。

　　實現三重超越 產生深遠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的中國實踐，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理論上實現了三重不同意義的超越。

　　超越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傳統解讀。例如，美國“辯證法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伯特爾·奧爾曼認為，市場與資本是內在結合在一起的，與社會主義不相容。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中，人們過去曾長期將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經濟體制的一般設計直接照搬到現實生活中，濃厚的“計劃崇拜”情結嚴重制約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力。事實上，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一種開創性的探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探索過程中，我們黨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將市場和計劃從社會基本制度中剝離出來，突出其經濟手段功能和具體制度屬性，將人們從傳統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同時，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相結合，使全社會充滿了改革發展的創造活力。可以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把握事物發展的本質和內在聯系，緊密跟蹤億萬人民的創造性實踐，既不丟老祖宗，又發展老祖宗，說出一些過去沒有說過的“新話”。

　　超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在新古典經濟學看來，自由市場經濟無需政府介入，只需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引導，來自外部的干預只會損害市場的自我糾正功能。因此，政府應盡可能放松市場管制，干預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結合，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凱恩斯經濟學反對自由放任，希望政府盯緊市場。在其看來，新古典經濟學所謂的市場自我糾正機制，要么作用不大，要么作用發揮太慢。只有加強政府干預，才有可能避免市場不完善、不平衡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周期。但是，其所主張的政府干預仍然是基于資本主義制度體系的政策設計。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強調的側重點雖然不同，但兩者都將資本主義作為最合適的經濟制度加以提倡。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市場機制與政府調節相結合，這遠遠超出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

　　超越“市場社會主義”的制度設計。作為一種思潮，市場社會主義即主張完全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曾在西方左翼知識分子中廣受關注。市場社會主義對于蘇聯模式和資本主義的反思和批判，有其合理之處，但它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存在本質區別：在對待公有制問題上，我們黨在探索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始終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理論基礎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的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在制度設計的現實性上，中國的市場經濟則是活生生的、立足實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態。因此，相對于市場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科學性、現實性、影響力等方面實現了超越。

　　加快完善體制 譜寫時代新篇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準確研判國際國內形勢，積極應對外部環境深刻變化，蹄疾步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譜寫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時代新篇。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偉大成就，更堅定了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信心。對那種將當下社會問題的產生盡數歸根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錯誤傾向，我們應該引導干部群眾正確認識問題，努力做到“既解決實際問題又解決思想問題，更好強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對于有的西方國家反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的地位，我們既要據理力爭，用中國已經建立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事實，駁斥有關謬論；也要淡定從容，不必太在意一些國家是否“承認”，而是認清其態度背后的國家利益、意識形態因素。

　　繼續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市場經濟是社會生產要素的一種配置方式。市場與不同的社會基本制度相結合，必然會因此表現出不同的“色澤”。對此，中國共產黨人有深刻的理論認識和高度的制度自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特長，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兩者的結合有利于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從實踐上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已經煥發出巨大的活力，顯示出制度的巨大潛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

　　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市場秩序不規范、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市場規則不統一、市場競爭不充分等問題。若不解決好這些問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難以形成。根據黨的十九大報告的部署，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當前，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要求我們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推動相關改革走深走實；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凡是企業能干的就讓企業干。同時，必須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發揮掌舵領航作用；必須精準把握宏觀調控的度，主動預調微調、強化政策協同；必須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有針對性主動引導市場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