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世楫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為什么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什么樣的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指引美麗中國建設邁出重大步伐，推動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生態智慧，吸收人類現代文明進步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知識，順應時代綠色發展潮流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態環境的訴求意愿，體現了推動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天下情懷，既是中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的根本思想遵循，也是人類社會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范式轉型的寶貴思想財富。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建立在堅實的科學理性基礎上，突出強調自然界的運行規律，吸收現代科技最新成果等，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繼承和發展，是對人類關于自身、社會和大自然的科學認知的極大拓展。深入學習研究、貫徹落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把握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性，應著重從三個方面著手。

　　1.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的光輝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物質生產力是全部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發展生產力必須尊重自然規律，不能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從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高度，抓住了“生產力”這一推動人類社會文明變遷的根本性變革力量，反復強調，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成果。人類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這表明，習近平總書記從人類文明發展演進的基本歷程，闡明生態文明是生產力持續發展的結果。同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縱觀世界發展史，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新的形態，是適應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生態環境要素本身是生產力、生產關系范疇下的勞動者、勞動對象、生產資料來源（馬克思所稱的“自然富源”）的根本前提。保護生態環境，生產力就可持續發展；破壞生態環境，生產力就失去基本的物質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事關百姓衣食住行的自然物質資料的生產前提就不復存在。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生態文明認識論和方法論層次上的論述，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光輝，體現了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深刻科學理性和豐富科學內容，指導我們認識物質世界和人類社會運行的本質規律，推動人類社會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態。我們今天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從人類文明發展演進的基本規律出發，深刻認識到習近平總書記把生產力這一要素引入“生態文明”這一概念范疇的極端重要性，這使我們認識到，建設生態文明不是工業文明的修修補補，而是人類文明的根本變革。因此，我們建設生態文明，不能拘于狹小的生態環境保護空間范疇，不能局限于環境污染的一般治理和一般意義上的生態保護，而要從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綠色轉型的角度，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特別是創新居首，真正突破一些重大關鍵核心生態技術，進而引發綠色產業的根本性變革。

　　2.準確把握大自然物質循環規律和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性，體現為對大自然物質循環規律的把握，對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安危休戚關系的揭示。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導我們認識物質世界、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運行的本質規律，更好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更好保護全人類同一個地球家園，推動人類社會走向更高的文明形態。

　　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就運用系統思維和中國哲學理念，創造性地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必須“對山水林田湖進行統一保護、統一修復”。此后，他又多次強調，要“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等。

　　這些重要論述所深刻揭示的，是自然生態系統通過物質流和能流所形成的復雜關系。這些判斷，能夠得到現代科學的有力支持。20世紀發展起來的系統生態學，從熱力學的基本規律出發，從基本的生物化學過程，從物質運動、能量流通，解釋了復雜自然系統的發展演化，如何形成了大千世界紛繁復雜、不同層級、多重網絡的自然生態系統，支撐繁衍了包括人類在內的生物群落。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活動在時空尺度和強度上，對自然生態系統產生了巨大的擾動。“我們要按照生態系統的內在規律，統籌考慮自然生態各要素，從而達到增強生態系統循環能力、維護生態平衡的目標。”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遵循生態系統的整體性、系統性及其內在規律，科學地揭示了自然要素之間、自然要素和社會要素之間通過物質變換構成的生態系統的性質和多重共生關系，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系統自然觀、人化自然觀和生態自然觀，既體現了中華民族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傳統智慧，也與現代生態學理論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一致性。

　　特別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一重大科學論斷，從自然生態范疇出發，指出綠水青山既是生態財富、自然財富，也是經濟財富、社會財富，要求我們在具體實踐中做好生態產品的創造性轉化，本質上就是正確處理好發展和保護的關系。也正是基于此，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又是抽象的哲學范疇，體現了人類客觀生存環境和主觀社會追求之間的復雜辯證關系。只有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既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又遵循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才能確保人類的永續發展。

　　從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的比較范疇看，人是大自然的產物，人的活動也會對大自然產生影響，人與自然通過物質能量交換形成生命共同體。“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態系統平衡，人與自然深層次矛盾日益顯現”。為了彌合人類追求自身發展而與地球自然系統穩定存續的矛盾，生態學家提出了人與自然共生的“蓋亞假說”，人類與自然相互作用，應使地球保持著適度的穩定狀態，以使生命繼續生存。學界提出，地球的地質年代自工業革命開始，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地質時代，即人類自身活動對地球的地質地表的改變產生巨大影響的人類世。2021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表明，有充分的科學根據證明是人類活動導致了最近一個世紀地球氣溫的快速升高，并由此帶來越來越頻繁的極端天氣事件，給人類社會造成巨大損失。

　　習近平總書記基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科學認知，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擔當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提出“中國將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繼續作出艱苦卓絕努力，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為實現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確定的目標作出更大努力和貢獻”。這一目標的提出，極大提振了全世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極大改變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治理格局。中國領導人的科學理性、責任擔當和天下情懷，與發達國家一些投機政客的偏見無知、推責卸責和政治投機形成鮮明對比。

　　3.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和經濟規律，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性，還體現在對科技創新的重視上，體現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品格。無數事實證明，文明的發展離不開科技創新和科技進步，解決環境問題，建設生態文明，同樣離不開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產品創新。綠色發展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產業綠色化和綠色產業化代表了當今科技變革和產業發展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發展領域。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性，更體現在對綠色發展中經濟規律的尊重。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一定要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生態環境問題歸根到底是經濟發展方式問題”，要“依靠科技創新破解綠色發展難題，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新格局”。堅持正確的發展理念，尊重大自然運行規律、遵守經濟系統運行的科學規律，就可以實現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新發展模式。“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自然價值和增值自然資本，就是保護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和后勁，使綠水青山持續發揮生態效益和經濟社會效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一條成本收益最高、更加綠色的新型發展道路，使中國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財富論的創新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創新。

　　生態環境治理必須系統治理、整體治理，從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到結果嚴懲，不能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生態環境保護上一定要算大賬、算長遠賬、算整體賬、算綜合賬，不能因小失大、顧此失彼、寅吃卯糧、急功近利”，“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堅持生態保護第一”。“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民的健康和幸福，才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最終目標，是必須最大化的效用函數。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是關于什么是綠色發展，為什么要堅持綠色發展，怎樣實現綠色發展的新發展經濟學。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高度重視生態文明法治建設和制度建設，與現代經濟科學中重視制度、重視法治有相通之處。制度建立了對人類行為最有效的約束和激勵機制。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綠色發展，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完善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洞察到，“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一定程度上與體制不健全有關，原因之一是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的所有權人不到位，所有權人權益不落實”，因此必須建立健全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可靠保障”，為此，“要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盡快把生態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來，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制度化、法治化軌道”。在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中，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基于法治的追責制度，“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不能手軟，不能下不為例”；更有賴于基于黨內法規的干部問責體制，“要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對領導干部的責任追究制度”。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導我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取得重大進展，這些制度既體現了生態環境保護制度涉及的一般原則，也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生態文明體制的獨特性，特別是黨的全面領導、“一崗雙責”等獨有的問責機制，從理論上豐富了制度經濟學的內容，從實踐上收到了良好效果。

　　回顧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推動發展的歷程，我們關于發展的一條主線，就是如何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實現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這是新時代根本的發展觀，反映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對經濟發展規律的充分把握，反映的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科技創新和經濟規律高度重視的科學性。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發生了歷史性、轉折性和全局性變化。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所具有的豐富科學內涵，需要我們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不斷地認真領會和深入挖掘，用以指導生態文明實踐，建設美麗中國，并對建設地球生命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中華民族的獨特貢獻。（作者：高世楫，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