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6月2日電(記者李金磊)目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已公布本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均明確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標，北京提出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廣州提出控制在1550萬人以內，深圳提出人口發展預期目標為1480萬人。

　　專家表示，設置人口“紅線”是基于解決“大城市病”的現實需要，但完成人口控制目標面臨較大的困難和壓力。根本是要調整城市功能定位、疏解產業和就業，降低特大城市的“虹吸效應”。

　　資料圖。圖為北京地鐵四惠站早高峰人潮。中新網記者 金碩攝

　　北上廣深劃定人口“紅線”

　　中新網(微信公眾號：cns2012)記者梳理發現，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均在本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劃定了未來五年的人口控制“紅線”。

　　北京提出，全市常住人口總量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城六區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大城市病”等突出問題得到有效緩解，首都核心功能顯著增強。

　　“嚴格控制常住人口總量”。上海明確，落實國家嚴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規模要求，統籌人口與產業發展、城市布局、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到202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

　　廣州提出，明確全市人口規模合理區間。到2020年，全市戶籍人口控制在920萬人以內，常住人口控制在1550萬人以內。

　　深圳也明確，嚴格控制城市整體人口規模，優化人口戶籍結構和素質結構，構建超大城市人口與產業結構、城市空間、城市治理、社會建設“五位一體”的聯動調控機制。到2020年，全市人口發展預期目標為1480萬人。

　　未來五年人口增長空間還有多大？

　　按照當地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標，未來五年，這些城市的人口增長空間還有多大？根據當地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別為2170.5萬人、2415.27萬人、1350.11萬人、1137.89萬人。

　　據此計算可知，未來五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人口增長空間分別為129.5萬人、84.73萬人、199.89萬人、342.11萬人。

　　“這些城市提出嚴格控制常住人口總量，一是國家政策的要求，二是現實的需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對中新網記者表示，一方面，按照國家提出的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政策要求，這些人口壓力比較大的超大城市需要控制人口；另一方面，也與目前特大城市面臨的嚴重“城市病”有關，人口過多造成的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矛盾比較突出，所以要適當控制人口。

　　國務院參事馬力也對中新網記者表示，特大城市由于資本回報率高，產業聚集度高，就業機會多，吸納人口能力強，所以大量人口向這些區域集中，但大量人口的涌入超過了城市的承載力，城市可持續發展面臨不小壓力，所以需要制定限制人口擴張的目標和政策。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發展經濟學系主任曹和平對中新網記者分析，每一座城市都要有一個最優規模，需要基于現有的土地、水等資源存量，基礎設施條件，教育、醫療、住房建設等基本公共服務提供能力，垃圾處理能力等因素來確定。只有達到最優城市規模，效益才能達到最大。超過或低于最優規模，效益就會變小。

　　資料圖。中新社記者 湯彥俊 攝

　　需降低特大城市“虹吸效應”

　　實現人口的調控目標，面臨不小壓力和困難。馬力表示，北京的人口控制目標就多次被突破。人口跟著產業、就業走，這些大城市產業集聚度高、就業機會多，產業和人口不可能自動搬走。

　　李佐軍認為，由于特大城市信息流通比較快、就業機會比較多、工資收入比較高，對人口吸引力大，這些城市要完成人口控制目標，毫無疑問會面臨較大的困難和壓力。應該采取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通過提高進入特大城市的門檻，來減少外來人口帶來的沖擊。

　　對于如何控制人口規模，中新網記者注意到，在本地的“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北京提出，嚴控城六區人口規模，通過非首都功能疏解、嚴格控制居住和產業用地規模等方式，逐步降低人口密度。2020年全市城鄉建設用地控制在2800平方公里以內。

　　上海提出，更好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以產業升級調整人口存量，以功能疏解調控人口增量，有序疏解部分城市功能，促進人口合理分布。中心城區堅持“雙增雙減”，嚴格控制住宅用地和建筑總量。到2020年，全市規劃建設用地總量實現負增長，建設用地總量控制在3185平方公里以內。

　　馬力認為，最終要實現城市人口調控的目標，根本是要調整城市功能定位、疏解產業和就業，降低特大城市的“虹吸效應”，并培育和建立大量的“反磁力中心”，要通過在這些城市提供完善的居住生活便利和公共服務，引導不同人群自愿在這些中小城市安家工作，從而實現人口的真正疏解。

　　“目前城市之間存在級別差異，誰的級別高，誰就能動員更多的資源。制度向大城市化偏向，使得大城市不堪負重，而中小城市發展滯后。”曹和平建議，盡快取消城市級別，在財稅、教育、醫療等社會資源分配方面適度向新興中小城市傾斜，使得人們在中小城市生活的機會成本不低于大城市，提高中小城市吸引力，從而實現人口的合理流動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