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蔣介石

　　 蔣介石日記談自己的七大缺點 上述八點，除最末一項外，余者皆可謂蔣氏對自己“一生短處缺點”的沉痛總結。蔣介石在日記中診斷自己“一生短處缺點”，實質性者，共計七條

　　 蔣介石乃貫穿中國近現代史的核心人物，討論與校正其成敗功過，自是當代及后世史家必做的長期功課。至于其作為國家領袖，在個人性格與處事模式上的缺點，或無待旁人置喙，蔣氏日日燭照己心，早已留下“定評”。 1936年11月10日，蔣氏在日記中分析自己“一生短處缺點與病源”，寫道：

　　 “甲、用人未及科學方法，并無綿密計劃；乙、用人專用其才，而不計其德，不能察言知言；丙、缺乏匯聚功能，部屬中自生矛盾與沖突；丁、本人沖動性大，繼續性少，手令多而變更性繁，此乃思慮不周，行動輕率之過也；戊、感情常勝于理智；己、不注重提綱挈領，細事操勞過多；庚、長于應變，短于處常，用人行政皆于臨急關心；辛、各部機關未能調整充實。”

　　 上述八點，除最末一項外，余者皆可謂蔣氏對自己“一生短處缺點”的沉痛總結。至于蔣何以形成上述缺點，史家一般多歸之為其成長環境，如王奇生認為：因為“他的少年時光，大部分是在母親和外祖母陪伴下度過的。……在兩位寡婦撫育、呵護下成長起來的蔣介石，其性格中難免養成某些女性化傾向，如陰柔、脆弱、敏感、細致、多愁、多疑、愛整潔、愛操勞細事等。”

　　 有意思的是，某些蔣自認為的缺點——如“缺乏匯聚功能，部屬中自生矛盾與沖突”——在身邊親信眼里，卻是其一貫樂于奉行的權術手腕。如陳立夫認為：“蔣公不嗜殺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如黨與團、政校與干校等等)，雖雙方均對蔣公擁護，終至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抗戰期間，蔣介石在中央電臺發表講話抗戰期間，蔣介石在中央電臺發表講話上述缺點，大部未能改善，部分得到“糾正”者，似亦存在異議

　　 稍后，全面抗戰爆發。蔣的上述缺點，大多亦隨抗戰相始終。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對此深有感觸，在其日記中多有描述。譬如，1937年9月，閻錫山“轉下之命令早發遲到”，蔣介石“徑下之命令遲發早到”，導致身處前線的萬壽山部不知所措，“幾于全部錯移其它位”。徐永昌感慨：“委員長徑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長官，因之誤事者有之，發生誤會者有之。”

　　 再如，“日前蔣委員長手令湯恩伯軍調長治晉城，關麟征軍調新鄉兩戰區，聞之莫明其妙，以為有緊急用途又不敢留而不發，及詢悉無他急用又皆電請緩開。今晚決定皆各在原地留一部，此皆委員長游移不決之表征也。”

　　 徐永昌并批評道：今日軍隊的一般通病，“軍長不聽集團軍司令命令，師長不聽軍長命令，皆因委員長好直接與下級者通聲氣之弊病所致，稍有所謂多線式系統之譏。按今日國家情形，委員長實不需再致力于下級將官之籠絡也。”⑥“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書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于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委員長之要求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

　　 當然，也有部分缺點得到有意識的“糾正”，譬如“用人專用其才，而不計其德”——自抗戰往后，蔣在用人方面越來越趨重于“德”。及至敗退臺灣，還曾因此與蔣緯國有過一番辯論。據蔣緯國回憶，為著“選擇干部究竟是道德重于學術，還是學術重于道德，我們爭論了兩個禮拜。最后父親接受我的意見。”“我舉了一個例子向父親說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學無術的人，帶頭者道德學術兼備；另一群人則是學術超群，帶頭者也是道德學術兼備。前者帶的這一群人雖然品德好，但不學無術，他自己雖然品學兼具，但是這也要幫忙，那也要幫忙，非常辛苦。我跟父親講：‘那就是您。’”

　　 按蔣緯國的這般說法，似乎蔣介石的自我“糾正”，反倒是陷入了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