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云南省玉龍縣人民醫院上百名醫護人員拉著“嚴懲醫鬧，還我醫院安寧，誰敢治病救人”的橫幅集體停工。顯然，這是醫院對自身醫療秩序的一次自我扭曲，而這與此前該醫院醫療秩序被患者親屬扭曲有關。

　　據玉龍縣宣傳部通報，因對手術后內固定鋼板斷裂有疑議，8月25日，一名患者的家屬聚集30余名親友，強行將該醫院院長從四樓拉扯至一樓患者病房內達1個多小時，并要求醫院賠償30萬元。此處所謂“拉扯”，即是醫護人員認為的“挾持”。8月26日，玉龍縣官方與患者及家屬溝通接洽，從民政、殘聯等部門給予患者適當資金補助，并建議患者以司法途徑解決內固定斷裂問題。患者及其家屬對調解表示同意，并認為問題已經解決。沒想到，第二天就發生了“集體拒診”事件。

　　毫無疑問，醫院集體停工是一種極端行為，而這種極端行為是對患者家屬極端行為的一種反彈，對后者，人們習慣地稱之為“醫鬧”。細心的人們不難發現，“醫鬧”現象已經存在多年，而醫務人員以公開的、集體的形式反對“醫鬧”，則是近來的新動向。或許可以說，醫患之間的緊張關系，已經從潛在的群體性沖突上升為現實的群體性對抗。這不能不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玉龍縣人民醫院集體停工的訴求，是“要求對鬧事的患者家屬進行一定的懲處”，云南省衛生廳表示“對于醫鬧一定會依法依規嚴懲”。“懲處”也好，“嚴懲”也罷，無非是要患者家屬對8月25日的不當行為有一個責任擔當，而到目前為止，則似乎連一個道歉也沒有。胡適在晚年提到這樣一件事：“當年劉半農患了蒙古瘧疾，到了病情嚴重的一天，才要我說話進了協和醫院。協和內科主任杜威克博士給他抽血化驗，全是肝臟菌，來不及救治，當天下午就去世了。劉半農太太在悲傷情緒的激動之下，打了杜威克博士一記耳光。” 他認為家屬在悲傷情緒之下責備醫院的激動很難避免，“后來還是由我代向協和醫院道歉的”。

　　醫患關系要和諧，不能沒有一定的相互容忍，如果動輒劍拔弩張，針尖對麥芒，那么即使安保措施能做到如臨大敵，也還是不能和諧。當然，容忍得有限度，對行為過激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不能容忍，對誤診誤治不能承擔任何責任不能容忍。因此，在相互容忍之外，醫患關系走向和諧，也不能沒有是非。從這個意義上說，玉龍縣人民醫院要求懲處此次“醫鬧”行為，只是一種表象訴求，而本質訴求則在別處。

　　在處置這一事件中，當地政府有關部門或許稱得上是高效，不過，結果卻似乎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患者家屬“下去了”，醫護人員又“起來了”，足見處置并不牢靠，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據該醫院的醫生說，這類事件并不是第一次發生，每次都是政府協調醫院賠錢息事寧人。如果這個說法屬實，那么就不難看出，醫護人員的本質訴求乃是需要基于是非判斷的責任明晰，不能一發生醫療糾紛，為“息事寧人”，就把責任壓在醫院一方。

　　這種訴求是合理而正當的，但醫療涉及十分專業的知識和技術，其是非又豈能在一夜之間輕易判明？法官裁判此類案件，也不能不求助專家。這就需要建設科學的、公正的、有公信力的醫療糾紛調解機制。事實上，這不僅是醫護人員的本質訴求，同時也是廣大患者的本質訴求。為什么不下力氣去培育這樣的機制呢？（滕朝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