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今的工人詩歌中,我們看到了主體性的蘇醒,看到個體經驗不無悲愴的表達。他們把自己的歌哭提煉成詩,我手寫我口,已不再需要代言者捉筆操刀

　　讀到《當代工人詩歌:吟誦中國深處的故事》(2月6日《新華每日電訊》)等報道之后,我才意識到當今有那么多工人在寫詩。他們的身份或者是農民工,或者是馬克思論述過的產業工人,但他們同時又是詩人。他們中的佼佼者已寫出了非常優秀的詩篇。

　　比如,去年跳樓身亡的許立志曾經寫道:“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他們把它叫作螺絲/我咽下這工業的廢水,失業的訂單/那些低于機臺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離失所/咽下人行天橋,咽下長滿水銹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經咽下的現在都從喉嚨洶涌而出/在祖國的領土上鋪成一首/恥辱的詩”(《我咽下一枚鐵做的月亮……》)這首詩里充滿了隱忍、疼痛和藏而不露的憤怒,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位90后詩人最終的選擇。

　　而郭金牛則寫過一首著名的《紙上還鄉》,那是他對富士康“十三跳”的審視與思考。詩中的最后一小節寫道:“紙上還鄉的好兄弟,除了米,你的未婚妻/很少有人提及你在這棟樓的701/占過一個床位/吃過東莞米粉。”這首詩還原了一次死亡過程,以及死亡之后親人們無以言表的傷痛。

　　這就是工人們寫出的詩歌。當詩歌界的成功人士飄浮在云端寫作時,當中產階級詩人玩弄著文字游戲無病呻吟時,這些所謂的“打工詩人”卻把自己刻骨銘心的傷痛吟成了詩句。因為處在社會最底層,也因為生活本身就是汗和淚的凝聚,所以那些經歷和體驗一旦入詩,他們的筆下就有了毛茸茸的真實。

　　這種文學現象很值得人們深思。在中國新詩史上,寫詩大概是詩人的專利,而普通的工人、農民對于自己的生活是沒有發言權的。于是,但凡有工業題材或農村題材的詩歌問世,往往是詩人“深入生活”的結果。

　　例如,上個世紀50年代,著名詩人李季曾出版過《玉門詩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禮》等詩集。而他之所以能夠寫出這些詩篇,甚至有了“石油詩人”的美稱,關鍵是他于1952年舉家到甘肅玉門安家落戶,從此開辟了石油工業題材的詩歌創作之路。在這個例子中,作為詩人的李季是寫作主體,而工人或工人的生活只是客體,是詩歌的表現對象。于是在詩歌中,工人總是既“在場”又“缺席”。在場是因為詩歌中有了他們的身影,缺席則是因為他們的沉默或失語。

　　當然,詩歌之外,我們也能聽到工人的聲音,但那大都是“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之類的豪言壯語。這種表意方式,除了帶有那個年代抒豪情、立壯志的特殊印跡之外,也顯示出工人作為社會主義主人公的自信和自豪。

　　然而,今天再提到工人,人們馬上聯想到是“下崗”“農民工”或“討薪”。無論是政治地位還是生活境遇,他們早已今非昔比,一落千丈。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正是在這種每況愈下的處境中,他們開始發聲了。先有鄭小瓊,然后是郭金牛、許立志,以及近日在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參加詩歌朗誦會的那些詩人們。而據這場朗誦會的策劃者秦曉宇估算,在當代中國,有上萬名的一線工人在以寫詩的方式記錄著自己的生活。可以想見,這該是何等壯觀的景象!

　　但實際上,工人詩歌的聲音卻又是非常微弱的。它們既沒被公眾廣泛認知,似乎也沒有完全進入詩歌界主流人群的視野。同樣報道這次朗誦會的《南方都市報》便使用了這樣一個標題:《誰的底層?余秀華“熱”與打工詩“冷”》。報道中說,一方面是迅速走紅的余秀華最近在北京宣傳新詩集,接受多家媒體采訪；另一方面,盡管同樣是來自底層,參加工人詩歌朗誦會的詩人們卻遠沒有余秀華眾星捧月般的“待遇”。當天雖也有幾家媒體全程跟蹤報道,但蜂擁而至的情景卻并未出現。

　　余秀華為何“熱”而打工詩為何“冷”,這是另一個話題,值得大做文章,我這里只想談一點原因。當年錢鐘書曾說過一句名言:“假如你吃個雞蛋覺得味道不錯,又何必認識那個下蛋的母雞呢?”但今天已是一個既要吃雞蛋又想見母雞的時代。當寫得不俗的詩歌、腦癱、口齒不清的表達、搖搖晃晃的步態集于余秀華一身時,她便成了媒體開掘的好素材,進而又被媒體制造出一種“奇觀”(spectacle)效應。然而,那些工人或打工者卻只能靠詩歌說話,他們的身體形象毫無新聞價值可言,加上他們的詩以冷硬的疼痛見長,以死亡意象(如許立志的詩)行世,所有這些都不容易刺激媒體,又很容易嚇跑大眾。這樣,他(它)們也就只能與小眾為伍了。

　　即便如此,我依然覺得工人詩歌是一次巨大的進步,甚至可稱之為詩歌革命。斯皮瓦克曾借用葛蘭西的“底層”概念寫過一篇著名文章:《底層能說話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在她看來,底層或者無法言說自己,或者即便言說也不能被人聽到,于是她得出了悲觀的結論。但從當今的工人詩歌中,我們卻看到了主體性的蘇醒,看到個體經驗不無悲愴的表達。他們把自己的歌哭提煉成詩,我手寫我口,已不再需要代言者捉筆操刀。從這個意義上說,底層不僅已開始說話,而且是在以最高級的語言說話。這種話語是對中國詩歌界的重要提醒,也是當代詩歌的希望所在。（趙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