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走向世界不要靠攏世界

　　常有人問我為什么開始學中文，我會有負眾望地敷衍道：沒有原因，純屬偶然。當時我在讀英語本科第三年，報名選修課的時候突發奇想：選擇中文。就以這么簡單的結緣方式走出了青春迷茫，踏上了我人生中趨向最分明、收獲最豐富的旅途。此前，我不曾為自己對中國一無所知而感到過遺憾，但從那時候起，我便開始惡補這份無意中的遺憾。我學中文只是相對偶然，因為我本來就對語言學、文學和寫作感興趣，而中文在這方面很有挑戰性。2009年開始讀文學翻譯研究生之前，并沒有想過當翻譯家，我最初想當作家，最終卻沒有寫出自己滿意的東西，于是借了別的作家的光來實現我的文學夢。這不僅是自嘲，我真心覺得能“職業享受”語言創作這一方面的樂趣，哪怕不是原創，至少也圓了夢的一半。

　　我翻譯的第一本書是《賈想1996-2008——賈樟柯電影手記》；第二本是莫言的《月光斬》，是我2013年參加“中國當代優秀作品國際翻譯大賽”時選擇的參賽作品。莫言也是我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具體研究的是其小說中虛構的人物‘莫言’。自從我的導師杜特萊教授——他翻譯過莫言等當代中國作家好幾部小說——在課堂上讓我們翻譯了《四十一炮》的片段作為練習后，我就迷上了這位怪才作家。我翻譯的最新一部書與莫言的風格相差甚遠，就是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暢銷書《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作者饒平如生于1921年，經歷過抗日戰爭以來中國的歷次事變，我出生的時候他已當了爺爺、外公。雖然譯者不必具有與原著作者相等的閱歷，但每念及此我會有些愧不敢當，覺得以一己拙筆難書饒先生寸陰是惜、輕輕拾起記憶碎片拼貼出來的文風。后來我想，翻譯畢竟傳達的不是原文獨有的表達形式，而是原文讀者的閱讀體驗。所謂“傳神”在我看來只能這么理解。

　　法文版《平如美棠——我倆的故事》近期的問世引起了法國媒體不少的關注。快96歲的饒先生不遠萬里來到巴黎，接受了十幾場采訪，記者們被他的精神所感動，幾乎都加長了原報道計劃的篇幅。回顧自己作品所引起的熱潮，饒先生笑稱是“木偶奇遇記”，其作品罕見的樸素證明了這是一句心里話。他之所以2008年拿起筆來寫來畫，原是為了悼念亡妻毛美棠，并且給子孫描繪他倆從小的共同回憶。據他在采訪中介紹，他原本沒想到媒體和出版機構會看中這么一部“家用”的作品。估計正是因為作者想為家人“追憶似水年華”的初衷，他那本有形有色、有聲有情的回憶錄才獲得了如此廣泛而熱烈的反響。

　　這一點讓我有些力不從心：如何重現印在字里行間的真實感？這種原著感自然是譯者無可復刻的。就像假如我要臨摹饒先生書中那幾百幅畫風淳樸的水彩畫，謄得再認真也會顯得虛假，越刻意接近原作的一筆一畫反而離得越遠。所以，在努力呈現原文中最感人的地方時，我并沒有按照形式特征的分析來譯，而是讓隱隱約約的閱讀感受駕馭著我的筆，構建新的形式，再與原來的形式作對照并慢慢校準。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追溯到原著的構成元素。翻譯講究的“信”，也在于相信自己的閱讀體驗與原文讀者（包括作者）相應相合。

　　當然，譯者只是原文廣大讀者中的一員，充當不了作者的代言人，盡管翻譯實際上就是這么一回事。于是，這份信念需要自知之明：就算文本中隱含的所有語言和文化因素理解得都很精準，忠實于原文的方式也會因人而異。這不是翻譯的缺陷，反倒是一筆財富——與其說是一種被認可的造假，不如說作品由此才能得到新的體現，供給新的讀者群去體驗。

　　翻譯過程中最令人無奈的，其實是作者沒有寫明、只有原文讀者才能喚起的文化語境。2015年年底，我在北師大應邀參加一場關于“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論壇，當時講了不少中國小說到了國外像懷才不遇的流浪歌手，往往未能引起原來的共鳴，這是翻譯難免造成的一種損失。這主要是因為在設計小說的過程中，作者有意無意地都會召喚有一定文化背景的讀者，德國文學理論家沃爾夫岡·伊瑟爾稱之為“隱含讀者”。然而，譯文中的“隱含讀者”缺席了，進而文化底蘊被鎖住了，頂多可以加一些注釋來紀念。

　　作家難免會擔心自己的作品在國外的境遇，但只能從翻譯的角度去考慮，不能當成一個寫作技巧或態度的問題。用莫言的一句話說，作家要保持一種“哪怕只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樣寫”的精神。瑞典文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賀拉斯·恩格道爾也說過：“只有那些為自己而寫，全不受讀者左右的作家，才更有獨特的價值……”走向世界不要靠攏世界，那是為作家而提供的方案，饒平如無心之中也做到了這一點。至于翻譯家該如何呈現原作調動的文化語境，我看只有通過翻譯數量和質量的增加，讓下一代讀者慢慢不需要注釋，對中國作品有了自己的解讀能力以及主動探索未知世界的意愿。總之，我作為譯者的信念就是忠于自己的閱讀感受，信于讀者的解讀能力，還原文以本來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