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喪的商業道德只能讓人人相互傷害

　　上海華聯、聯華等多家超市多年以來出售“染色過期饅頭”，生產日期隨便改，各種色劑隨便加，用回收的饅頭再制作——這條新聞讓媒體嘩然和震驚，強烈地沖擊了輿論，不僅因為饅頭是人人都吃的日常消費品，更因為在上海這么經濟發達的地區，竟然有人在饅頭這種廉價商品上都如此黑心，簡直是道德淪喪到了極點。

　　記者暗訪時對骯臟現場的描述，遠沒有饅頭工人對他們自己生產出來的饅頭的態度讓消費者恐懼，當被記者問到“你自己做的東西你吃不吃”的時候，工人說：我不會吃的，打死我都不會吃，餓死我都不會吃，我自己做的東西我知道能吃不能吃，好吃不好吃，里面加了色素的，不能吃——一句“打死餓死都不吃自己做的饅頭”，將“過期染色饅頭”的毒害暴露得淋漓盡致。

　　想起前幾天瘦肉精事件后，形象一落千丈的雙匯為挽回消費者的信任，區域經理在超市當眾大嚼雙匯火腿腸，以此來說明自己的產品沒有問題。這一危機公關之舉，許多企業都用過。面對這位饅頭工人的自曝，我想說的是，公眾評價一個產品質量過不過硬、安不安全，根本不會看企業的董事長敢不敢當眾嚼自己的產品，公眾都知道那是一場公關的猴戲，人們只會看，基層直接接觸和生產產品的工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會不會吃自己生產的東西，那是最過硬、最直接、最真實的角度。一百個經理當眾吃饅頭，比不上一個饅頭工人說一句“打死餓死也不會吃自己生產的饅頭”。公關之道，這就是“一句頂一萬句”。

　　好了，饅頭工人知道饅頭生產的可怕過程，所以他們不敢吃這些又臟又毒的饅頭，可是其他人要遭殃了，這種饅頭每天數以萬計地流入各大超市并被人買走消費，流到中國人已經被各種臟東西培養出超強免疫力的身體里。可以想像，饅頭工人對此頗有“與自己無關”、“局外旁觀”的僥幸感，可是我想說的是，這個饅頭工人根本無法避免陷入商業道德整體潰爛下這個“互相傷害”的消費生態鏈中。

　　饅頭工人所說的“打死都不吃自己生產的饅頭”，這句話在常被食品丑聞震驚的我們聽來太熟悉不過了。想起去年媒體曝光過的一個被稱為“無良農民”的人，河北這個農民曾長期種植反季菜、從事禽肉生產，良心未泯的他向媒體曝光了他生產這些蔬菜和禽肉的過程，是怎么加農藥的，這些菜有多少病菌，添加了多少有毒的東西，養豬是怎么拼命添加各種激素催肥的，他曝光說當地養雞不僅是從不吃自己養的雞，甚至“從來都不吃雞肉”了。回到那位饅頭工人身上，你可以不吃自己生產的饅頭，可是，你能逃避吃別人生產的這種有毒的蔬菜和雞肉嗎？

　　食品安全問題頻頻曝出，每一次丑聞中都能聽到業內人士的類似自曝，知道毒大米生產流程的工人，從不吃自己生產的大米；做包子的不吃自己用腐肉做的包子；做面包的不吃自己用過期面包返爐做的面包；開飯店的到其他飯店吃飯從來都是自己帶油而不放心地溝油，種蔬菜的常會囑咐朋友說某種蔬菜千萬別吃……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每個人差不多都有著雙重的身份，既是生產者，可又是消費者，我們不能自給自足，市場分工中，我們用比較優勢賺得的錢去交換別人用比較優勢生產的物品，這時候就有了互相傷害。不吃自己生產的毒饅頭，可是得吃別人生產的毒大米、毒蔬菜、毒奶粉、毒粉絲。不吃自己生產的毒粉絲，可是得吃別人生產的毒饅頭。如果一個社會商業道德沉淪，沒有了底線，那么，處于市場消費網絡中的社會人，沒有一個能夠逃避這種互相傷害的惡毒邏輯和惡性循環。

　　中國難道正在進入“互害型”社會？這是很可怕的現實，互相傷害，雖然不是有意的，卻是生態鏈之下的客觀結果。農村人用著城里人生產的問題家用電器，城里人吃著農村人殘留著過多農藥的蔬菜；城里人給農民生產些假冒偽劣產品，農村人給城市人生產些污染農產品。做黑心饅頭的吃著黑心商人做的面包，做黑心面包的吃著黑心商人做的饅頭。你用假酒毒我，我用假藥害你，傷害不是線性的、一對一的，而是非線性的、網狀的報復關系。做假酒并不是因為吃了毒饅頭才去用假酒報復做饅頭的，而是，做饅頭的吃了賣假藥的藥而受到了報復。很繞吧？現實的報復就是這么繞來繞去的。這種非線性的報復機制中，沒有誰能置身事外，大家都無法避免地受著某種毒害。

　　如何走出這種“互相傷害”的報復鏈呢？靠某個人某個群體的道德自省根本不行，問題出在整體的道德潰敗上，阻止和修復這種潰敗，需要良法，需要好制度，也需要好人，就是公民的良善和美德的拯救與救贖。（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