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安排“結果告知”的模式得改改了

　　12月10日國務院公布2013年放假安排。根據安排，全年7個節假日共放假29天，剔除周六日假期為11天。媒體上假日安排如何更有質量的討論不少，有細心人發現，根據放假安排，共有6個周末要上班，元旦假期后要連上8天班，春節假期后要連上7天班，中秋與國慶假期之間則要連上9天班，而“五一”長假依然不見蹤影。

　　不是盯著放幾天假，而是盯著放假之后要連上幾天班，與5年前相比，公眾心態發生了不少的變化�，F在實施的放假方案，依據的是2007年底發布、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當時，大家的關注點集中在哪個節日能放假、能放幾天假上面，將一天假日與兩天周末湊成“三連休”，也讓很多人感覺新鮮、開心。

　　可幾年下來，公眾對休閑生活質量的要求日漸走高，怎么放假更有利于休息與工作，成了很多人關心的事。所謂眾口難調，就像單位放發福利品，發大米還是發雞蛋，總會有人歡喜有人抱怨。放假安排不像發射衛星等高科技的事，非內行插不上話，這事人人都能點評幾句，況且它與普通百姓生活直接相關，很容易形成輿論熱點。

　　對放假安排有意見，是公眾過于挑剔、矯情嗎？其實，大家明白，在假期數量固定的前提下，具體哪天放假，并不是多大的事，關鍵是“結果告知”的模式得改改了，它與公眾知情訴求愈來愈強的趨勢相脫節。

　　所謂“結果告知”，即主管部門關起門來研究做出決定，只將最終結果告知公眾，而具體決策過程，包括怎樣權衡利弊、如何設計多套方案等，則一概省略，公眾一無所知。

　　更可能的情況是，今天重大民生事項的決策已不是個別部門幾個人拍腦袋定的，而多會做前期調研，聽聽各界的意見，看看國外的經驗，征求有關部門的建議，甚至會預判公眾的反響等。但這些工作如果總是關著門做，沒有“過程告知”，只有“結果告知”，就會給公眾一個感覺，“那是上面定的”。

　　其實，從“結果告知”向“過程告知”轉變，一些領域、一些部門已有嘗試，只是未形成常態或普遍模式。比如，《勞動合同法》制訂過程中，曾征集到約20萬條意見，創下空前紀錄，成為傾聽民意、開門立法的標志性事件。并非要求凡立法、凡決策都要如此，而是其內含的治理模式值得在更多領域嘗試和推進。

　　不少人習慣“結果告知”，或是緣于“一直都這么做”，或是以為沒必要“過程告知”，太麻煩。而已往的經驗告訴我們，“結果告知”的模式可能麻煩更大，比如一些地方垃圾處理廠、化工廠的選址，曾經引發當地百姓不滿甚至抗議，善后工作成本巨大。還有的城市規劃設計中，公交地鐵路線及站點布局不盡合理，有的是工程接近尾聲時，在公眾幾經“上書”的情況下，不得不做出調整。

　　我們需要更多的“過程告知”的范本，也是借此讓不同利益群體表達各自主張，減少誤解，在你來我往的討論甚至爭論中，一步步學會如何在多元利益格局下做出妥協，以求“你好我好大家好”。

　　近年來新聞報道模式的變化，已經直觀地反映出公眾對“過程告知”的渴望。比如，發生某一重大事件，媒體上連續報道、追蹤報道越來越常見，從報道事件的最終結果，轉向報道事件整個進程中每一個節點、各方表態、來龍去脈，最大程度滿足公眾的知情權。

　　具體到放假安排的事，公眾希望知道的細節還有不少，比如節假日天數依據什么原則確定？什么情況下可以調整？提前多長時間發布為好？是全國“一刀切”還是各地適度靈活？只有一天假期時，是趕上哪天休哪天還是借周末湊個“三連休”更好？如果多些“過程告知”，相信方案出來后的抱怨就會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