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族政策不是中國的榜樣

　　美國是一個了不起的世界大國，其現代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的強勢舉世矚目，這也決定了美國人的優越感和自信心。但是，美國自身存在的問題也根深蒂固，以種族政治為核心的社會整合問題即是其中之一。而美國所謂的“種族融合”政策偏偏是國內“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者建議學習的“榜樣”。

　　在處理和解決種族、族裔問題方面，美國“大熔爐”的政策意在冶煉美國人的核心價值認同，這一點是成功的。只是黑人、亞裔、西裔等各色人等在認同這一價值的同時，仍需要謀求平等和公正。因為美國“不言而喻”的天賦人權理念，臆想出一個“無差別”的社會，但是從種族歧視到反歧視的種族劃分、族群歸類的政策延續，卻給每個人指定和限定了一個難以改變的群體身份歸屬，從而使個人的“無差別”在群體歸屬中產生了差別，進而導致普遍存在的歧視、不平等現象。

　　美國人類學學會反對使用“種族”概念作為分類標準，他們的主要動機不是種族分類不科學，而是這種分類實施是國家傾斜政策的基礎。因為美國雖然沒有標注種族、族群歸屬的“身份證”，但并不意味著沒有識別種族和歸類族群的國家法律行為與社會政策實踐。美國的“種族識別”、“族群歸類”是官方始終堅持的原則，過去是為了“使歧視合法化”，上世紀60年代以后則為了反歧視而“作為優惠待遇的傾斜措施”的依據，以期起到彌補過去的錯誤、促進非歧視的平等的作用。

　　無論如何，美國的種族、族裔分類政策可以被比作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這種分類展示出不同種族、族裔群體在教育、住房、勞動市場和其他方面的不同境遇，另一方面可能會導致族群認同危機。所以，謳歌美國“大熔爐”成功經驗的同時，卻將美國認同危機的現實憂慮移植到中國，這無疑是脫離國情的雙重標準。

　　自民權運動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以“肯定性行動”為代表的政策，深入到教育、住房、就業、信貸等社會各個領域，甚至“在財富500強中，有3/4的公司出臺了旨在吸引和留住少數群體員工的各類項目”。“肯定性行動”這類針對種族、族裔、移民、少數民族的傾斜(配額)政策，就是差別原則思想的一種實踐。既然要借鑒國際經驗，我們就要看到這種關涉種族、民族、族群、移民等少數人的傾斜性政策，已經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歐美國家、眾多發展中國家，普遍實行或采納的一種政策，而不是美國等外國沒有“民族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民族政策設計可以說是有先見之明，而不需要亦步亦趨于美國之后。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國家，所以，美國對國民、移民的治理，從防范的角度講，是通過移民法、歸化法來控制“加入美國”，而不是防止“分裂美國”。當然，美國種族、移民的社會分裂問題也普遍存在，但是由此判斷美國行將解體是幼稚可笑的幻覺，而以此來說明美國的“大熔爐”成功則是盲目崇拜。

　　美國哈佛大學廣泛使用的教材也不會制造這類自欺欺人的誤導，而是告訴未來的美國精英們“關于美國是一個大熔爐的說法，也是神話與事實參半”。所以，如果說今天美國經驗仍在“承認的困境”中彷徨，那么今后即便全面取消“肯定性行動”也不會使美國的種族、族裔等弱勢群體變得更加平等。

　　在觀察美國的國家統一和國民整合方面，還必須注意到美國并沒有大多數民族國家構建中的歷史資源。雖然認同“美國人”是其國民的共同意識，但是這種凝聚力來自美國的政治理念，即亨廷頓所說的“美國信念”，因為美國沒有植根于本土的可供其進行民族建構的民族主義歷史、文化資源。而為了維護美國的國民認同基礎，美國必須將其信念作為“普世原則”推向世界，通過來自外部的虛擬“挑戰”和假設“對手”來增強國民的危機感、認同感和履行入籍誓詞的責任。這種傳統由來已久，美國將“安內必先攘外”之策運用得可謂爐火純青。在這方面，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學習美國的這種“經驗”。（郝時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