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希臘債務談判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擔憂，是歐洲一體化進程遭遇的嚴峻挑戰。危機暴露出歐洲一體化進程和機制本身的缺陷，銷蝕著歐洲一體化前行的動力。然而，危機倒逼改革，經過磨礪的歐洲，其經濟治理也在不斷深化中

　　有“大棒”，也有“胡蘿卜”

　　——歐盟拒絕希臘債務重組的同時引進量寬政策，遏制脫歐、疑歐的不利勢頭

　　新年伊始，歐洲再次吸引全球目光。歐元集團2月24日發表聲明，同意對希臘的救助協議延長四個月。該舉措暫時解了希臘的“燃眉之急”，卻并不意味著歐元集團最終同意其減記要求。目前，希臘和其國際債權人關于希臘改革方案的技術性對話仍未結束。

　　希臘的國際援助貸款本應在2月底到期。1月25日，希臘大選結果揭曉，齊普拉斯領銜的激進左翼聯盟黨以36.5%的選票贏得大選，成為歐元區內首個上位執政的反緊縮政策政黨。希臘新政府甫一上臺，便在明確不退出歐元區和不賴賬違約的前提下，要求與國際債權人就延長債務還款期限、債務減記和再救助等問題重新商談。希臘新政府認為，5年多的緊縮政策使人民遭遇了人道主義災難，蒙受了羞辱和痛苦，希望將目前總計3180億歐元的債務減記一半，使希臘經濟免于窒息。

　　希臘此舉即刻引來歐盟及德國等主要債權人的強硬否定，盡管為緩解希臘銀行業的金融壓力，歐洲央行2月12日將希臘銀行業通過緊急流動性支持得到資助的最高限額上調50億歐元，升至650億歐元，以避免希臘銀行的倒閉。在后者看來，歐債危機以來，“三駕馬車”對希臘實施了包括減記50%債務以及兩輪共計2400億歐元救助貸款等救助，希臘履行承諾天經地義，這也是希臘繼續獲得救助的前提，任何要求減記的行為均屬勒索。

　　德國等主要債權國表現出如此高度的默契，其背后的考慮有三：第一，目前歐盟內部防止危機蔓延的防火墻機制已經建立，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重債國也已脫離危機時刻并相繼告別了救助計劃，即使希臘違約，退出歐元區，也不會產生多米諾骨牌式的群體塌陷效應；第二，從理性角度考慮，希臘不會輕易退出歐元區，因為那樣希臘貨幣將巨幅貶值，國民資產大幅縮水，原先的債務更將變成天文數字；第三，今年歐元區和歐盟內諸多成員國將舉行議會大選或地方選舉，希臘若債務重組，將向歐元區其他國家發送錯誤信號。歐盟不能因為一場大選而改變立場。

　　圍繞希臘債務談判的結果無疑具有風向標的意義，重組之風一開，后患無窮。一方面，這將鼓勵身負重債的外圍國家群起效仿，競相賴賬爽約，歐元區內可能形成借債不還之風以及“吃大戶”的“逆選擇”機制，令核心國家民眾產生強烈的脫歐和疑歐傾向；另一方面，徹底拋棄緊縮政策的后果是突破歐盟《穩定和增長公約》所規定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標準，最終將導致歐元區的崩潰和一體化的重大挫折。

　　歐盟的這種擔憂并非杞人憂天。盡管希臘激進左翼聯盟黨本身并不主張脫歐，但考慮到廣大民眾對緊縮之苦的憤懣、該黨的競選承諾以及希臘人沖動的脾性，不完全排除希臘新政府作出非理性抉擇的可能。而在西班牙，同樣反對緊縮政策并不斷贏得民眾支持的左翼政黨“我們能”受到希臘大選結果的鼓舞，對即將到來的大選充滿信心。

　　目前，歐洲各國非傳統、非主流政黨中不乏主張疑歐、脫歐甚至反歐的極端主義力量。如果將歐盟拒絕債務重組看作是揮出的“大棒”的話，1月22日歐洲央行逾萬億歐元的量寬計劃的出臺，則可被視為遏制反緊縮和疑歐政黨壯大并上臺的“胡蘿卜”，二者可謂殊途同歸。

　　歐洲央行表示，如2016年9月經濟仍未達標，此輪量寬政策可能擴大或延長。歐版量寬計劃具有顯而易見的啟動復蘇和提振信心作用，它意味著歐盟和歐元區的經濟政策指向已從應對危機轉向支持經濟復蘇階段，開始收復失地和重啟一體化進程。從經濟上看，此次以直接貨幣交易計劃（OMT）為核心的舉措堪稱央行貨幣工具箱中最為重型的武器，目標更為明確、手段愈加嚴厲、規模更加龐大。從政治上看，搶在希臘大選之前推出歐版量寬計劃，也是希望借此遏制反緊縮和疑歐、脫歐政黨與勢力的上升，深化結構改革，令民眾重拾歐洲一體化信心。

　　是挑戰，也是鏡子

　　——歐洲一體化進程和機制本身的缺陷，延滯了應對危機的速度和效率，導致人們對歐洲認同感的游移

　　歐盟成員國如此審慎應對經濟通縮和希臘激進左翼聯盟黨執政帶來的挑戰，折射出了歐盟在經歷歐債危機近6年后，其一體化進程正遭遇空前的困惑和挑戰。

　　2009年發端于希臘、肆虐至今的歐債危機是歐元啟動以來遭遇的最大經濟危機和社會沖擊，是對歐洲一體化最為嚴峻的挑戰。首先，歐盟尤其是歐元區國家經濟遭受全面沖擊，經濟總量下滑。2013年12月，歐元區GDP數值依然比危機爆發前的2008年第一季度低3%；增長衰退，2010至2014年，年均竟為-0.22%；失業高企，去年仍高達11.6%；青年失業率超過25%；債務沉重，2014年平均已攀升至92.1%，遠超60%的上限規定； 通縮凸顯，去年通脹平均僅0.5%。歐元對美元的比值從危機前的2008年最高1∶1.6下跌為目前的1∶1.13。第二，危機導致歐盟和歐元區成員國間的經濟差距空前擴大，核心和外圍國家的壁壘分明。這造成了歐盟和歐元區政策實施上的兩難，更造成了核心與外圍國家有關“刺激”和“增長”的政策博弈。第三， 歐債危機暴露了歐洲一體化進程和成員國本身的諸多問題，如勞動力市場嚴重僵化、社會福利負擔龐大、創新動力不足、教育體制呆板、缺乏企業家精神等。

　　歐洲一體化進程和機制本身也存在缺陷。一方面，東擴太快消化不良、難以深化；另一方面，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錯搭，財政赤字和國債超標控制難以落實，同時缺乏危機的應對舉措、機制和手段；同時，危機釀造了嚴峻的社會形勢，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福利下降，中產階級遭受重創，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等問題加劇。

　　歐債危機造成的經濟惡果和社會創傷，導致人們對歐洲認同感的游移，疑歐、脫歐、反歐情緒上升蔓延。希臘等外圍國家民眾不堪緊縮之苦，抱怨德國等核心國家缺乏團結互助精神、為富不仁。德國等核心國家民眾怨恨外圍國家懶散懈怠、不講信譽，抱怨自己被迫為其埋單。而一貫對歐洲一體化三心二意的部分英國民眾甚至為當年沒有加入歐元區而深感慶幸，不愿接受增加的歐盟公共預算攤派、福利移民、更多的金融業監管等，向往脫歐公投。

　　歐洲認同感是歐洲一體化維系和前行的基礎。據《歐洲晴雨表》調查數據顯示，在歐盟國家中，認同自己是歐盟公民的比例從危機爆發之初的64%下跌到2013年的59%。歐洲認同感的缺失帶來了各國民眾的相互埋怨，加重了成員國“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心態，使得排外、疑歐政黨和勢力得以借機“登堂入室”。這在去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已顯露無遺。相比希臘和西班牙主張調整、重構一體化方向但并不主張脫歐的新生左翼政黨，主張脫歐的英國獨立黨、疑歐的德國選擇黨、排外的極右翼法國國民陣線和丹麥人民黨等大有斬獲，甚至取得突破性進展的事實更令人擔憂。英國《金融時報》驚呼，歐洲民主進入了危險時代。經濟停滯和政治異動互為因果，銷蝕了歐洲一體化動力，延滯了應對危機的速度、救助的效率和復蘇的信心。

　　是危險，也是機遇

　　——危機倒逼治理機制改革，歐洲央行權限提升，核心國家部分分擔了重債國的債務風險，歐洲財政一體化真正啟動

　　對于歐洲一體化來說，歐債危機應了“危機既是危險，也是機遇”之說。雖然歷經曲折，但經過此次危機的磨礪，歐洲一體化進程也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推進。危機期間，克羅地亞加入歐盟，拉脫維亞、立陶宛先后成為歐元區第十八和第十九個成員國，說明歐洲一體化魅力不減，擴大仍是進行時。

　　在歐債危機的倒逼下，歐盟的經濟治理得到了出人意料的深化。一是構建了“三駕馬車”為主體的救助隊伍，引進歐洲穩定機制，從無到有建立起了完整的應急救助機制；同時，歐洲央行使用降息、長期再融資、證券市場計劃、OMT等貨幣工具，成為歐盟的超級協調機構，扮演了危機終結者的角色。其二，歐盟通過實施“六部法”和“歐洲學期”，簽訂“財政契約”，設立金融領域系統風險管委會和銀行、證券與保險監督局，引入金融交易稅，組建銀行聯盟等方式，重申了財政紀律，壓縮了赤字，加強了金融監管，也遏制了投機。其三，《歐元公約》及其增強版的出臺、《歐洲2020戰略》的頒布，也為成員國結構改革和競爭力的提升起到了指引和促進的作用。

　　對于危機后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來說，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才是硬道理。目前歐元區通縮的真正癥結不在于銀行等金融機構缺乏資金，而是由于低迷的消費和投資預期，造成了消費者和投資者借貸意愿低下，銀行惜貸。歐版量寬不但可以降低成員國尤其是重債國國債收益率，壓低消費和投資的借貸成本，迫使歐元貶值以促進歐元區出口，還將提振歐元區和歐盟國家的私人消費、投資信心和復蘇預期，可謂對癥下藥。

　　量寬政策的推出一定程度上是歐洲一體化深化和區域內團結性提高的體現。2012年9月直接購買計劃出臺后，德國、荷蘭等核心國家擔心此舉會使本國納稅人被迫為希臘等外圍重債國埋單，懷疑歐洲央行越權而將之告至德國憲法法院和歐洲法院。以直接購買成員國國債為核心的歐版量寬計劃之所以遲遲未能出臺，除了該計劃受歐元區“不可救助條款”限制，更多的還是因為德國等核心國家擔心外圍國家會將自身財政赤字轉嫁給其他成員國。此次量寬出臺，歐洲央行的權限進一步提升，近乎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最后貸款人。同時，核心國家也借此部分分擔了重債國的債務風險，帶有明顯的再分配作用，這也意味著財政一體化的實際啟動。

　　當然，光有歐版量寬政策的“單兵獨進”，沒有財政政策的配合以及各國共同深化結構改革的努力，短期內推動歐洲經濟爬出通縮的泥沼是非常艱難的。

　　（作者丁純為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