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的最重要金融機構，亞投行的發展方向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自中國政府提出組建亞投行的倡議以來，“一帶一路”沿途的發展中國家對此表現出極高熱情，但是美國卻冷眼旁觀，提出一系列質疑和擔憂，如亞投行的股權結構、環境標準以及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沖擊等。

　　盡管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參加亞投行的意愿受到美國的阻撓，但本月以英國宣布申請加入為標志，德法意等國隨之宣布申請加入，以至于對亞投行一直懷有敵意的日本也表現出立場松動跡象，從而改變了之前亞投行成員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格局。

　　亞投行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投資目標，這是吸引“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尤其是亞洲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的根本原因。亞洲開發銀行預計，在2010年至2020年間，僅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就高達8萬億美元，遠超亞洲開發銀行的貸款能力。更重要的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亞洲國家的經濟增速普遍放慢，而基礎設施投資有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一個新驅動。參與并分享亞洲經濟快速增長的收益是歐洲發達國家的共同愿望，亞投行及其所依托的“一帶一路”為此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對歐洲國家而言，參與亞投行的組建，并力圖成為其創始國還有另一考慮——影響亞投行的治理結構、運行機制及未來的發展方向。針對亞投行，歐洲國家與美國選擇了不同的應對策略：歐洲人選擇了合作，而美國人則選擇了對抗。從邏輯上來說，歐洲人的選擇更為明智，既能消除自身對亞投行的疑慮，又能獲得亞投行所能帶來的收益。且不論西方國家對亞投行的疑慮是否成立，與美國人的對抗策略相比，歐洲人的合作策略更符合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潮流。

　　加入亞投行，正好讓西方國家有機會了解，“一帶一路”不同于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任何機制化安排，如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共同體等，也有別于美國現在所極力推動的TPP、TTIP。它是以運輸通道為紐帶，以互聯互通為基礎，以多樣化合作機制為特征，以構建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一種新型區域合作安排。盡管這不同于西方國家所創造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但它適應了亞洲發展的多元性。“一帶一路”的開放與包容理念決定了它不僅不會挑戰或取代現行的國際秩序，而且能夠做到與現行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并行不悖，相互補充。

　　亞投行可以說是“一帶一路”的預告片。我們不能期望在它真正取得成效之前讓國際社會所有成員都認可，尤其不能期望讓那些戴著意識形態變色鏡的成員短期內消除成見。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成員通過對亞投行的態度，開始向“一帶一路”投下信任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