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正面臨著一場嚴峻的挑戰。

　　危機深重時刻的2010年， IMF達成了一項給予新興市場國家更多投票權的改革。按照這一改革方案，中國的投票權比例將由第6位升至第3位至6.07%，印度將從第11位升至第8位，巴西將提升4位至第10位。

　　但這一方案帶來的影響是，將可能影響到美國在IMF的否決權。目前，美國擁有IMF最大的投票權--16.7% 。應該說，奧巴馬政府在IMF改革中尚持開放態度，但是到了美國國會，這一改革方案卻被長期擱置。美國國會之所以和全球“作對”，除了美國國內的政黨內斗，關鍵還是擔憂美國失卻IMF的否決權。這是戰后美國全球經貿領導權的象征。

　　雖然后危機時代，美國率先走出危機泥潭，可是美國國會的漠然還是導致了中國因為失去耐心而突圍。

　　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被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是IMF改革停滯的結果。AIIB雖然遭遇美國和日本的杯葛，但西方聯盟——特別是“七國集團”（G7）從內部瓦解。伴隨著英國的加入，法德意等國接踵而入。以至于，美英特殊關系也趨于崩盤。直接的后果是，AIIB從窮國俱樂部變成了世界銀行（WB）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強勢競爭者。后兩者繁冗的程序以及資金資助的低效，根本滿足不了后危機時代亞洲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需求。AIIB的成立，順時順勢，西方世界亦想通過這一機制分得一杯羹。

　　無論WB還是IMF，雖說皆由美國主導，但另一基礎是歐洲國家。當歐洲國家也順勢支持AIIB時，AIIB也就從區域性的開發銀行變成了和WB同樣的全球性開發機構。正因為如此，5月13日的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FT中文網）稱，AIIB的誕生為世界銀行(World Bank)寫好了訃告，并且隱晦地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是否仍然有意且有能力領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這固然是一家西方媒體的觀點，但也代表著西方普遍的態度——中國和其主導的AIIB，正在成為新的全球經濟領導者。這，深刻地改變了戰后全球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形勢。

　　從長遠看，WB不會“倒掉”且將和AIIB共存，中國作為WB和AIIB的雙重成員身份，顯然要比美國和日本拒絕加入AIIB更聰明更理智。更要者，歐洲變成了現實主義的利益選擇者，“第三方”勢力亦將奧援中國成為美國那樣的新經濟領導者。

　　有趣的是，美國死守IMF否決權的立場和對這一機構改革冷漠的態度，催生了AIIB對WB的擠壓和強勢競爭。但是IMF作為后危機時代的全球多邊架構功能并沒有降低，這得益于IMF的領導人拉加德在這一機構開放性的多邊主義的立場。對于2010年機制改革的支持，以及在歐洲金融政策上的持續加力。更要者，這個組織對于全球經濟“新平庸”的論斷，以及如何突破“新平庸”尋求國際合作的努力，一直讓人印象深刻。拉加德治下的IMF，沒有抱殘守缺和保守自持，而是堅持與時俱進的改革精神。

　　中國、印度和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也希望在這個組織內發揮更大作用。他們期望擱置在美國國會的IMF擴權改革方案，能夠盡快通過美國國會的政治“審查”，以便使IMF更能體現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格局，讓更有實力的成員獲得和其實力相匹配的投票權。

　　奧巴馬政府也在等，而且對于國會的官僚主義頗為不滿，并將美國遭遇的AIIB挫折歸咎于國會山。但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也不期望IMF威脅到美國的投票權。如果美國在WB和IMF同時失去更多話語權，將代表戰后美國經濟主導權的淪喪。也意味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作為傳統強權，對于這種挫折有明顯的焦慮和排斥。就此而言，美國死守IMF的否決權，預示著一種悲戚的邏輯，美國不甘心也不愿意這么輕易地與新興國家共享這個世界的權力。其實，這也是老舊帝國擺脫不了的宿命，人們依稀記得大清帝國的閉關自守和盲目自大，當然也包括帝國走向末日的悲劇。

　　美國依然是超級大國，要避免歷史上老舊帝國的覆轍，只有接受這個世界的新變化。據悉，即使美國死守自己的否決權，新興市場也會有新的應對方案，即繞過美國從歐洲國家取得一部分投票權。果如此，美國在IMF內或可保留否決權，但領導力和公信力則會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