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６月１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撰寫的題為《美國生產率負增長之謎》的文章。文章說，環顧你的周圍。從無人機遞送到家服務，到即將問世的無人駕駛汽車，變化似乎正在加速。偉大投資家沃倫·巴菲特承諾，我們孩子那一代人將是“歷史上最幸運的一群人”。

　　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加速，唯獨生產率數字是個例外。繼10年大幅放緩之后，今年美國的生產率幾乎肯定將出現30多年來首次負增長。不過， Fitbit（可穿戴健身追蹤器）似乎告訴了我們不同的情況。經濟統計數據和我們自己會說謊的眼睛，我們應該相信哪一個？

　　許多事情要取決于這個問題的答案。生產率是對我們創造財富能力的終極考驗。比如說，短期而言，你可以通過延長工作時間或者輸入更多人員來提振增長。或者，你可以提高退休年齡。一段時間過后，這些做法就會失去效果。

　　除非我們的工作方法變得更智能，否則增長本身也將開始失去勢頭。

　　其他衡量指標也支持悲觀者。當前美國的趨勢增長率略高于2%，勉強達到一代人以前水平的一半。正如保羅·克魯格曼所說：“生產率并非一切，但從長遠看，它幾乎就是一切。”

　　可能我們衡量事物的方法是錯誤的。比如，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統計數據沒法衡量在Facebook上建立一個個人主頁或者從維基百科獲取免費信息的效用。“零工經濟”尚未得到正確的評價。不過，這一觀點在兩個方向上都站得住腳。我們用產值除以工作時間（雇主提供的數據）計算出生產率。但近來的研究——以及常識——表明，即便在休息時間，iPhone也把我們跟雇主捆綁到了一起。因此，我們或許少計了工作時間，從而夸大了生產率增速。

　　后一種情況肯定跟大多數美國雇員的經驗相吻合。并非偶然的是，自2004年以來，大多數美國人開始告訴民意測驗機構，他們預計自己的孩子會過得更糟糕——同樣在2004年，1990年代互聯網推動的生產率大幅增長開始失去勢頭。過去15年左右，多數美國人的工資停滯不前，甚至有所降低。如今，大學畢業生的實際起薪遠低于2000年的水平。經合組織數據顯示，下一代美國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將低于上一代工人，這是首次出現的情況。這意味著，更糟糕的局面還在前面。美國上周公布的生產率報告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也可能正處于復興的前夜——我們只是尚未看到。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曾嘲諷地說：“你到處都可以看到計算機時代，唯獨在生產率統計數據中看不到。”那是1987年的事。幾年之后，計算機時代帶動生產率大幅提升。同樣，我們或許也正處于收獲人工智能(AI)、個性化醫藥或者其他技術突破的效益的前夜。或許這跟我們自己的狂熱想象更為吻合。抑或這可能是個幻想。

　　在那樣的美景成為現實之前，美國和大部分西方國家正陷入一種不斷加深的生產率危機。生產率放緩有一個明顯的后果，還有一個誘人的補救措施。前一個，也就是針對現狀的憤怒反彈，已出現在我們眼前。看看唐納德·特朗普的崛起。他對美國中產階級苦悶開出的多數處方比疾病本身更糟糕。阻止移民進入和豎起貿易壁壘，都將損害美國的經濟增長。同樣，不顧預算需要而再次對收入最高人群減稅，很難想象還有什么做法比這更浪費資源了。然而，經濟上的挫折感顯然助推著他的人氣。

　　特朗普的一兩個主張，比如大舉投資于美國基礎設施，將是有益的。的確，在當今這樣的時刻，這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也是特朗普與希拉里·克林頓之間難得的共識。研究表明，美國經濟增長有越來越大的一部分是在少量超連結的城市樞紐創造出來的，比如洛杉磯以及波士頓與紐約之間的走廊。將幫助美國的都市繁榮地帶更好地與其周圍大片經濟不景氣地區聯接起來的措施，將有助于把增長擴展到更廣范圍。這類項目將需要時間才能結出果實。不過，在一段時間內堅持那種“饑餓游戲”形象是值得的。

　　想象一下，美國在未來10年所走的路線跟過去10年基本相同。那將意味著，美國基礎設施進一步老化、公共教育質量相對繼續衰落，以及中產工人技能繼續退化。那也將意味著，美國都市最富有的孤立地區將加速脫穎而出，受過教育的精英會更加富有。這很可能引發民主秩序的崩潰。如果你認為特朗普的崛起是不祥之兆，那么想象一下美國如果不改變路線，10年后會是什么景象。

　　這讓我想到了解決方案：普遍基本收入。普遍基本收入有幾條優勢。它會獲得持有各種意識形態者的支持：從自由意志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不例外。它將取代當今各種混亂、重疊的福利，消除向聯邦官僚證明自己合格的屈辱。但最重要的是，它將“買到”一定程度的社會安寧。如今的停滯或許是暫時的，或許會曠日持久。我們無從判斷。常識要求我們在假定它會持續下去的情況下采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