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財政部長”何志欽日前宣布明年1月“立法院”改選后，將提出整體的所得稅改革方案，交由新民意來決定；這二、三個月則應輿論與專家建議，針對不同方案進行規(guī)劃與評估，并邀集工商團體及學者專家協(xié)商，以期形成各方可以接受的方案。臺灣《經(jīng)濟日報》今天的社論說，由于當前稅收不足、稅負不公、稅制復雜、稅政無效率的現(xiàn)象嚴重，若稅改觀念無法厘清，目標輕重緩急無法確立，相互利益沖突無法折沖調(diào)和，稅改工程極為艱難。

　　促產(chǎn)條例在２００７年底實施屆滿，若能促其全面落日，將釋出1,200億元。用以規(guī)劃所得稅制的改革，建立“低稅負、廣稅基、簡稅政”的租稅環(huán)境，拆除存在半世紀之久的“稅制大違建”，的確具有歷史定位；也可實踐何“部長”上任之初“替臺灣做一些事”的使命感，以濟２００３年財政改革方案在處理促產(chǎn)條例何去何從問題上虛應故事、避重就輕之不足。由于涉及利益的重分配，公平與效率的取舍又缺乏共識，如何兼顧產(chǎn)業(yè)發(fā)展、租稅公平與財政健全三大原則，不是易事。

　　“財政部”最初的改革構想較為單純，即在現(xiàn)行兩稅合一制度下，以釋出的1,200億元做為調(diào)降營所稅的籌碼，甚至考慮將稅率降到香港17.5%的水準；卻忽略現(xiàn)行綜所稅與營所稅間設算扣抵的連動關系，以及減稅利益沒有惠及降低綜所稅負的質(zhì)疑。因而工業(yè)總會集中火力另辟蹊徑，除一再建議取消未分配盈余加征10%營所稅，兩稅合一由設算扣抵制改為“股利免稅法”外，同時建議將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由40%降至30%乃至20%，以及提高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及薪資特別扣除額等。這些建議過去學者專家一再提及，并不新鮮，卻能扣緊“輕稅、簡政”之改革目標；問題是對財政沖擊如何，替代財源何在，同樣引人關注。

　　社論指出，依“財政部”的估算，綜所稅率由40%調(diào)降至35%，稅收損失約400億至500億元；營所稅每調(diào)降1個百分點，稅收損失140億元。假如營所稅率降至17.5%，稅收損失達1,050億元；綜所稅率若降至20%，按“財政部”的推估方式，稅收損失將超過千億元；在當前當局財政困難、債臺高筑之際，實不能等閑視之。然而“財政部”過度簡化的稅收損失估算，隱含著稅率調(diào)降卻不改變稅基的假定，其正確性實有商榷余地。

　　依租稅理論，降稅極可能活絡經(jīng)濟、擴大稅基，但必須實證了解經(jīng)濟行為面對稅率調(diào)整的彈性多大，并經(jīng)由稅基擴大反映在稅收的增減上。目前臺灣總稅收占GDP的比率只約13.5%，若減稅能夠促進經(jīng)濟成長，稅收比重自然提高，為社會所期待。反之，若稅基擴大有限，稅收大為減少，就成為“財政部”的包袱。

　　租稅“公平”為另一項爭議焦點，社論認為，雖然涉及價值判斷，仍有厘清必要。所得稅傳統(tǒng)上強調(diào)累進的精神，以期達到所得重分配的目的。然其適用對象應在個人而非企業(yè)。由于企業(yè)是整合生產(chǎn)要素創(chuàng)造稅源的導管，不但稅率不應太高，更不可擬人化地適用累進稅率，以免“殺雞取卵”；俟要素所得分配給個人時，就應公平合理的課稅。至于個人應否適用高度累進稅率，在全球化、科技化及資源快速移動的時代，能否有效達到累進課稅目的，不無問題。事實上，當前累進稅制改善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微乎其微，只及社會福利支出的十分之一；而此結果又與“高稅率、濫減免、猛逃漏”具密切的因果關系。故而答案十分明顯：在效率與公平兩個政策目標上，政策工具也應有所分工；所得稅維持基本公平與經(jīng)濟效率即可，至于改善所得重分配之功能則交給支出政策，反而可以兩全其美。若不能脫離以“高稅率進行重分配”的思維，高減免必將如影隨形，當前稅制惡象就是寫照。

　　社論最后說，我們一向強調(diào)人人合理納稅，落實租稅水平公平，不僅可以維護租稅中立性與效率性，甚至成為追求垂直公平的基礎；反之，若只強調(diào)垂直公平，存在許多減免稅，反而無法達到真正的垂直公平。因此，改革不但應避免只降稅而不取消減免所造成所得分配惡化，更應展現(xiàn)魄力消除缺口以增進租稅公平；故而除了強調(diào)降低綜所稅率以吸引投資、擴大稅基外，有關證券交易所得及海外來源所得等，亦應納入稅基課稅。若人人公平合理納稅，又何須企業(yè)與個人之最低稅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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