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當局“賦改會”第一次聯(lián)席會議拋出震撼彈，突然決定將資本利得稅的開征，納入“賦改會”的討論議題，引發(fā)當局將恢復征收證券交易所得稅的聯(lián)想，動蕩的股市再掀新波瀾，促使臺當局“財政部長”李述德緊急消毒，強調只是研究案。臺灣《聯(lián)合報》社論說，“賦改會”還沒開口，已經(jīng)被定了調，“賦改會”要避免淪為政策背書的橡皮圖章，現(xiàn)在重訂章法還來得及。

　　社論指出，“賦改會”的發(fā)展從一開始就不被看好，參與成員雖是歷來規(guī)模最大，但因被定位為“行政院”的臨時編組、由“副院長”召集、研議時程僅一年、目標太多且無明確的優(yōu)先級等，讓“賦改會”被視為落實馬英九“總統(tǒng)競選”政見的程序正義工具。從行政部門提出的賦改議題也不難看出這樣的意圖，因為其涵蓋稅目雖廣，但缺乏總體性、偏于稅率稅額討論的內容占了多數(shù)，而且是減稅多于增稅。部分委員不甘于屈就這樣的背書角色，因而主動出擊，硬是把行政體系不愿碰觸、卻屬核心的證所稅等資本利得稅搬上了稅改臺面。

　　很多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證明，股票交易的獲利豁免課稅，確實是持續(xù)拉大貧富差距的主因，以致臺灣實質民眾租稅負擔率不高，但因逾七成所得稅是由薪資所得者負擔，人民的稅負感受卻是非常沉重，甚至造成貧富對立。另外，資本利得免稅也是富人避稅漏稅的主要工具，而為堵住這個漏洞，當局又訂了很多防制措施，例如最低稅負制，卻是讓稅制更加復雜。因此，某種程度而言，證所稅免征猶如臺灣稅制問題重重的源頭，當然應該列入稅改“研究”標的之一。

　　但是，臺灣稅制中免稅的項目，非僅證券交易所得一項，土地交易所得也是一種；股東得以投資額抵減所得稅，是另種形式的免稅，而且免稅效果極大；還有以身分別的減免優(yōu)惠，例如討論十余年要取消的軍教人員所得免稅，以及由當局選定的新興策略性產(chǎn)業(yè)等。島內免稅項目林立，自有其歷史背景及環(huán)境因素；勢隨時移，一旦免稅原因消失，就須檢討取消，也必然遭逢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因而在免與不免、減稅與增稅之間，就須有個一致性的道理，并且是能獲得社會多數(shù)認同的道理。

　　社論說，這個道理，正是“賦改會”在架設稅改工程之前，必須先討論清楚并須堅持的目標；處此臺灣經(jīng)濟苦思永續(xù)成長路徑、M型社會下貧富對立激化的關鍵時刻，這樣一個目標更是任重道遠，其不僅是要避免顧此失彼、政策搖擺，并能做為調和各個立場的最后準據(jù)，讓“賦改會”的討論及結論都能一以貫之。然而，“賦改會”非但沒有給予社會這個道理；對于“行政院”揭示的公平正義、經(jīng)濟發(fā)展、環(huán)保永續(xù)、國際競爭力等四個存有一定程度沖突的愿景目標間，也未討論優(yōu)先級，其結果不是各取所需的妥協(xié)，就是相持不下而一事無成，這樣的稅改還值得期待嗎？

　　社論拿近來掀波的證所稅舉例說，如果復征代表的是公平正義，其對股市的殺傷力意謂的是影響經(jīng)濟發(fā)展；如果要降低遺產(chǎn)稅以吸引資金回流、競爭富人資金，又如何解釋公平正義的要求？這些個別稅目分開討論都言之有理，但要放在一個籃子里、又不致格格不入、甚至相輔相成，就要訂出順序、幅度、時機等配套，而其依據(jù)正是這個貫穿其間的道理。因此，如果“賦改會”舍本逐末，不先花心思找出這個道理，類似證所稅這樣突列議題、當局又倉促決策的狀況必然層出不窮。

　　社論亦指出，“賦改會”才剛起步，還有機會自訂章法；首要之務就是與社會溝通稅改的目標及優(yōu)先性，這個尋求共識的過程絕對必要，而且不應在時間壓力下匆匆了事，政府應給予尊重。惟不容諱言的是，明年底實施期滿的促進產(chǎn)業(yè)升級條例，其應否落日、落日后的配套及回收的一千四百億元稅源如何重分配等議題已具急迫性，建議在總稅收不變原則下優(yōu)先獨立處理，以免與中長期的稅改相互牽制。

　　現(xiàn)今的稅制亂象，實是昔日稅改便宜行事的結果；未來的稅改，豈能再重蹈覆轍？“賦改會”必須先為自己定調，才不會讓稅改走了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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