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臺港澳法研究所副所長陳星今日在華廣網刊文，分析民進黨內部權力斗爭及其特征。

　　全文內容如下：

　　民進黨組黨以來，內部權力斗爭在不同時期顯示出不同的特征，但是在長期的權力斗爭過程中，也有一些影響和表征權力斗爭基本樣態(tài)的要素變化比較慢，或者是很長時間內沒有太大變化。從特征上來看，民進黨的權力斗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86年該黨成立到2000年上臺執(zhí)政，第二階段則是從民進黨上臺執(zhí)政到2008年下臺后的一段時期。這樣分段的基本理由是：民進黨2000年之前在政治資源的取得和分配上一直保持著比較穩(wěn)定的結構，在這種背景下，民進黨內的權力斗爭也表現出若干比較穩(wěn)定的特征。2000年以后，民進黨在政治資源取得和分配上發(fā)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民進黨內權力結構也因為這些因素的沖擊而發(fā)生了較大的改變，權力斗爭的基本樣態(tài)也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蔡英文出任黨主席后，民進黨內部權力結構發(fā)生了較大變化，還有待觀察，所以這里不作論述。

　　自民進黨成立到90年代，民進黨內群雄并起，被稱為是“諸候割據”的時代。這一時期民進黨內的派系旋起旋滅，各個派系象走馬燈一樣在政治舞臺上輪番表演。及至90年代末，權力和政治資源分配的模式逐漸穩(wěn)定下來，形成了派系共治的權力分配格局。當時出現派系共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1）在民進黨組黨之初，以“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為主體的政治山頭雖然在黨內具有主導性地位，但是卻無法形成強有力的領導核心。“美麗島事件”受刑人之間的政治分歧不時出現，因此出現的內部斗爭也時有所聞，這種情況削弱了“美麗島系”的凝聚力，再加上民進黨在組黨初期具有的反權威傳統，客觀上為民進黨內以辯護律師為核心的政治群體提供了生存空間，使其不必緊密依附于“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群體也可以發(fā)展自己的勢力。同時，由于“美麗島事件”的發(fā)生和臺灣社會悲情的不斷發(fā)酵，民進黨的生存空間不斷擴大，非“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可以比較容易地完成開拓政治勢力范圍的任務。也就是說，對這一時期的民進黨來說，政治資源并不象后來那樣是稀缺資源，以律師群體為核心的政治世代可以比較容易地通過公職選舉獲取政治資源并經營自己的派系。事實上，當時民進黨內的中生代政治勢力如陳水扁、謝長廷等人就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情境下不斷提升自己的政治實力，在民進黨內的地位日漸提高，以他們?yōu)橹行牡呐上涤鹨碇饾u豐滿，最終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山頭，具備了和“美麗島世代”抗衡的實力。

　　（2）民進黨內不同世代的政治山頭在權力斗爭中顯示出不同的性格，并在斗爭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這種情況對權力斗爭的結果影響也比較大。與“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為主體組成的“美麗島世代”相比，民進黨內的“律師世代”顯然更加精于權力操作，在與“美麗島世代”的斗爭中權術運用更加嫻熟。所以，雖然在政治資歷上“美麗島律師世代”沒有“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組成的“美麗島世代”豐滿，但是在權力爭奪中也不落下風。通過許信良和陳水扁的比較就可以看出這種差別。郭正亮在論及兩人的差異時說，在政治運作中，“許信良往往言先于行，不惜引發(fā)重大爭議，也常因此引來黨內撻伐。陳水扁則少說多做，不到關鍵時刻，決不輕啟爭端，反而聲望扶搖直上。”郭正亮認為標舉“沖突、妥協、進步”政治運作三步驟的陳水扁，正是民進黨中生代的頂尖代表。“他對于現代民主政治的各種短線操作，包括問政技巧、形象塑造、媒體造勢、事件行銷、民調配合、訴諸民氣、結合社團等方面，堪稱是樣樣精通，同時也深諳短線操作的巧妙綜合，既能化機會為資源，也能化危機為轉機。”相比較而言，“律師世代”的斗爭策略更加精細化，同時也更加注重實效。也正是這種差別，使得權力斗爭中陳水扁的優(yōu)勢逐步擴大，最終在2000年臺灣最高領導人選舉的黨內初選中擊敗了許信良，并導致了“美麗島系”的瓦解。

　　特定的政治環(huán)境以及民進黨內的權力斗爭基本樣態(tài)，影響到了這一時期民進黨內的政治倫理，也決定了民進黨權力斗爭的基本特征。這一段時期民進黨內權力斗爭慘烈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在這段時期內，派系之間在權力斗爭問題上出現緩和局面一般時間較短，慘烈的斗爭反而是常態(tài)。同時，緩和并不意味著沒　

　　有爭奪，只不過各方要給權力爭奪制定一定的游戲規(guī)則，力求在權力爭奪的同時維持一定的秩序而已。由于這一段時期新的派系不斷出現，派系間的分化重組速度較快，黨內權力爭奪和政治斗爭更顯劇烈。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民進黨和許多政治人物“政治爭勝”的性格。臺灣學者石之瑜教授對曾經對“政治爭勝”與“政策爭議”兩個概念進行了區(qū)分，認為“政治爭勝”的主要特征是：（1）政治爭勝對象是人，敵我分明，不必講什么大道理，不須守什么倫理規(guī)范，只重視爭勝技術；（2）每一回政治爭勝都有一個終點，一般都來不及考慮長遠問題，有無謀略比能否執(zhí)著更為關鍵；（3）政治爭勝不靠哲學思辨或道德意識；（4）政治爭勝的勝負目標明確，即看誰的權力大。在石之瑜的分析中，陳水扁是這一政治性格的典型。事實上，民進黨內許多政治人物都具有這種政治性格，不過由于在權力爭奪中不如陳水扁成功，所以在比較意義上不如陳水扁典型而已。

　　政治爭勝的政治性格決定了這一時期民進黨內政治倫理特征。在激烈的權力斗爭和山頭林立的背景下，政治倫理與傳統社會道德背離的情況最有可能出現，民進黨自然也不例外。郭正亮論及這一時期的黨內斗爭時說，民進黨這一時期形成了兩個極端，“一是不擇手段先贏再說。例如豢養(yǎng)人頭黨員、不惜訴諸賄選、個人英雄主義、媒體放話秀等等。另一是泛政治化的權力斗爭，例如動輒訴諸陰謀動機，先發(fā)制人抹黑對手、不惜放黑函等等。兩種政治極端，都造成理性討論風氣的障礙，黨內往往很難就事論事進行嚴肅對話。”民進黨這種政治倫理基因一直到現在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

　　2000年民進黨上臺對黨內權力斗爭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關鍵，在于黨內派系平衡的格局因為民進黨當選上臺而一夕打破，“陳水扁在2000年進入總統府，用人權柄更大，也有更多人納入陳水扁旗下，包括輩分比他高的政壇老將，甚至當年曾與他一時瑜亮的競爭對手，都全部馴服。陳水扁成了黨內最具權威的仲裁者。2004年總統大選后，扁在黨內的地位更加穩(wěn)固，對黨政人事的操控也更加嚴密。”這意味著原來以派系共治為基礎的黨內權力分配格局已經失去了結構性支撐。在這種情況下，陳水扁在權力分配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民進黨內權力配置系統中也逐漸演變出以陳水扁為中心進行運作的結構。

　　于是，民進黨這一時期的權力分配格局形成了類似金字塔式的結構。陳水扁高居于塔尖，是權力分配的中心，其下是所謂的“天王”，然后再往下則是以各個“天王”為中心的子弟兵系統。自陳水扁以下，各個派系大部分從扁這里取得政治資源，然后進行政治資源的再分配。可以看出，民進黨上臺執(zhí)政后，黨內權力分配格局與執(zhí)政前群雄并立的情況已經迥然不同。這種情況自然會影響到這一時期的權力斗爭基本樣態(tài)以及民進黨的政治倫理。從權力斗爭的基本特征來說，由于權力斗爭的格局基本穩(wěn)定，所以黨內的權力斗爭不再如上臺前那樣無序，而是有了比較穩(wěn)定的框架，權力斗爭可以被幾個派系首領框束在他們可以操控的范圍之內，自然激烈程度不比以前。同時，由于“律師世代”這個時期開始系統培養(yǎng)接班梯隊，所以黨內的政治倫理開始向有序的方向發(fā)展，年輕一代對上一代政治人物的依附性加強，代際之間權力斗爭的烈度有所降低。2008年民進黨下臺以后，黨內的權力斗爭與世代交替紐結在一起，民進黨內的權力斗爭又進入一個新的輪回，大部分傳統的派系實力不斷式微，新的山頭勢力在實力者的運籌中加速重組，民進黨的權力結構也隨之進入調整階段。(陳星，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臺港澳研究所副所長)　

瀏覽精彩評論 進入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