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山傍海，潮起潮落。

　　旅順，這座明朝初年就已開埠建港的山海之城，濃縮了近代中國有海無防、任人宰割的屈辱史。

　　甲午一役，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旅順港內的“東方第一大塢”卻躲過一劫。

　　百年滄桑，氣勢依舊，好一個“巨無霸”！石砌的船形深槽，像古羅馬斗獸場一樣壯觀。放空海水的大塢內，靜靜停靠著一艘龐大的驅逐艦，錘聲叮當、火花四濺，建成百余年的船塢仍然運轉良好。

　　然而，船塢石壁上“明治四十三年一月改修起工”的字樣，深深刺痛記者的眼球。

　　旅順，本為“旅途平順”之意。但是，大清帝國的海洋之路卻并不平順，“百年船塢”見證的是百年風雨：

　　1894年甲午戰爭，日本攻占旅順。1898年，沙俄以干涉還遼有功，強租旅順口。1904年，日俄戰爭，日軍再次奪取旅順。直到1955年，旅順才回歸祖國。

　　原本是一個海洋大國走向海洋的出發地，為何卻屢屢成為列強扼殺我們走向海洋之路的咽喉？

　　甲午之敗，令人警思：海洋大國之“大”，并非就是“大”在擁有廣袤的領海面積，關鍵是“大”在國家的海權意識，“大”在國民的海洋觀念。海洋事務的競爭從根本上講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海洋意識的競爭。

　　16世紀，葡萄牙、西班牙之所以相繼崛起于海上，成為“海上霸主”，并非是它們的領海幅員遼闊，而是依靠“海上艦隊”遠海征伐的雄心。

　　17世紀，面積僅4萬多平方公里的荷蘭，卻享有“海上馬車夫”的盛譽。其時，它擁有商船1.6萬艘，超過歐洲其他國家的總和，商船的航跡遍及五大洲。

　　相反，擁有300多萬平方公里海上疆土的晚清，卻絲毫沒有“海洋大國”的雄偉氣象。

　　遙想當年，旅順這座“東亞第一要塞”，何嘗不是“戰艦云集、龍旗飄揚”？然而可嘆的是，北洋海軍鼎盛之時，清廷和李鴻章滿足的卻是：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可搖之勢……

　　“定遠”“鎮遠”“經遠”“致遠”……十分反諷的是，這支總是以“遠”來命名的鐵甲艦隊，目光和航跡都不遠，徒為詩人筆下添滿悲愴：悲之師、國之殤，何時歸、痛斷腸……

　　“所有大國的興衰，其決定因素，都在于是否擁有強大的海權，能否控制海洋。”當馬漢的“海權論”誕生，西方列強爭相學習時，清政府卻不知馬漢為何許人也。尤為諷刺的是，魏源編撰出《海國圖志》，國內無人問津，卻蜚聲東鄰，加速了日本的壯大。

　　“短視促狹”的海洋觀，支撐不起一個大國的海上主權。晚清政府買得來鐵甲巨艦，卻買不來一個國家應有的“海權意識”和“海洋觀念”，最終用兩億三千萬兩雪花銀為“甲午之敗”買單，留下一個民族百年猶痛的傷口。

　　悲涼的歷史云煙，總是讓人想起海明威在《喪鐘為誰而鳴》中的警策之句：如果一小塊泥土被海水卷走，大陸就會少了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減少。所以不必問喪鐘為誰敲響，它是為我而鳴……

　　滄桑遠去，心緒難平。記者坐在北海艦隊某基地招待所的飄窗下，不禁在想：面朝大海，我們究竟缺什么？

　　21世紀將是海洋世紀，世界各瀕海國家紛紛以新的目光關注著海洋，向海洋深度和廣度進軍正成為一個世界課題。然而，反觀現實，不論是觀念、還是機制，我們走向海洋的腳步仍然牽絆重重：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教科書上的國土面積只有960萬平方公里，沒有“藍色疆域”的概念。中國版圖被稱為“雄雞”，卻不知其更像“火炬”。全民海洋意識薄弱，據2012年某科研機構調查顯示，盡管97%的受調查者清楚南沙群島在哪里，卻有56%以上的調查者不知道我國有300萬平方公里的管轄海洋面積，72%的受調查者不了解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等概念。

　　每年兩會，代表們經略海洋的提案屢見不鮮。然而，年年歲歲，濤聲依舊。一位軍事專家長嘆：泱泱海洋大國，居然沒有頒布一部《海洋法》！長期以來，海洋管理形成“九龍治海”格局。可以“劃海分區”，但不能“劃海而治”。一位網友痛心留言：我們的海上力量已經十分可觀了，但若不真正樹立國家海洋觀，就會相互掣肘，“九龍治海”勢必成為“九龍鬧海”！

　　“向海則興、棄海則衰”，今天，我們拿什么為海洋大國“正名”？值得欣慰的是，黨的十八大作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決策。維護海權、經略海洋、發展海軍，中華民族決心開啟新的大國海洋之路。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歷經海上風雨的李鴻章在《絕命詩》中寫出了當世警言。果不其然，百年之后的中國，海上仍不平靜，釣魚島爭端、南海問題，海上危機波譎云詭……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駐足旅順港口，眼前一片汪洋。穿越無盡海風，記者神思飛揚之際，中國首艘航母遼寧艦，剛剛從眼前這片海面駛過。

　　一個深度覺醒的海洋大國，歷經一百多年海上風雨的洗禮之后，必將揚起風帆，劈波斬浪、駛向深藍……（ 嚴德勇 費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