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質事件折射日本應對危機思路變化

　　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眾議院全體會議2月5日通過譴責決議，對極端組織殺害日本人質一事表示強烈譴責，稱“極其卑劣”。實則，日本國民在海外遭到恐怖組織綁架，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同幾十年前相比，日本政府應對人質危機的思路和方法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1977年9月28日，日本航空472號班機從印度孟買起飛后不久，被5名“赤軍”恐怖組織成員劫持到孟加拉國達卡，機上旅客和機組人員均成為人質。劫機者要求日本政府交付600萬美元的贖金并釋放被監禁的恐怖分子。時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宣布同意劫機者的要求，強調“人的生命大于地球”的原則，人質得以解救。日本政府的作為，確保了人質的生命安全，得到了國內外的肯定。

　　然而在2004年的伊拉克人質事件中，日本政府態度迥異于當年。2004年10月，一位名叫香田證生的日本青年在伊拉克被“統一圣戰”組織綁架。該組織要求日本當局在48小時內把600人規模的自衛隊伊拉克復興支援群從薩瑪沃撤離，但遭到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的拒絕。之后，香田被該組織處死。

　　從湯川、后藤遇害事件來看，安倍政府的應對思路和十年前的小泉政府并無差別。安倍不但拒絕支付贖金，還承諾向與“伊斯蘭國”開戰的國家提供2億美元援助。這種火上澆油的做法，無疑加速了事態的惡化，把人質推向了死亡。

　　在不到40年的時間里，日本政府的態度發生180度大轉彎，從“人質安全第一”變成了“反恐第一”，主要原因有如下兩方面：

　　國際方面，在反恐戰爭中堅持追隨美國。“9·11”事件后，美國發起了以“消滅國際恐怖主義”為目標的全球性戰爭，恐怖主義成為美國及其盟友的頭號敵人。作為美國的鐵桿盟友，日本對恐怖主義的態度也經過了從妥協到強硬的“分水嶺”，緊隨美國絕不低頭的立場。2014年，美國拒絕了“伊斯蘭國”的要求，3名美國人質相繼遭到殺害。日本在人質危機中，如不和美國保持步調一致，而是公開同“伊斯蘭國”媾和，則是自亂陣腳，破壞了反恐同盟，只會使美國認為日本反恐立場不穩，對日產生不信任。最新消息透露，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布林肯將于12日至14日訪問日本，屆時也將與日本協商強化合作反恐。

　　本國方面，進一步突破“和平憲法”，發展海外軍力。即使在“人質安全第一”時期，日本仍然沒忘記借“恐”擴軍。472號班機事件后，警察廳隨即以“應對恐怖襲擊事件”為由成立了特種部隊。蘇東劇變后，國際戰略格局進入后冷戰時代，日本長期堅持的“專守防衛”政策也出現動搖，防御性戰略開始向進攻性戰略轉變，“海外參與型”成為自衛隊建設目標。1992年，日本頒布《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合作法》，向柬埔寨派出600名自衛隊員，首次在世界軍事舞臺亮相。“9·11”事件后，日本迅速通過了《反恐怖特別措施法》《武力攻擊事態法》和《伊拉克重建支援特別措施法》，在海外的軍事行動不斷升級。2009年，日本又開始在東非國家吉布提建立軍事基地……“和平憲法”完全擋不住日本政府出兵海外的野心，早已成了徒有虛名的“門神”。在這樣的背景下，人質的生命安全不會使日本政府放棄“走出去”的如意算盤。

　　可以說，人質危機給日本今后加大發展海外軍力打開了方便之門。歷史上，日本就曾多次以保護僑民為借口，挑起戰事。從現狀來看，“執行海外任務”已升格為自衛隊的基本任務，未來自衛隊海外活動的制約減少、權限增大，戰略機動能力和遠洋作戰能力的建設與發展不斷推進，是必然的趨勢。

　　(作者陳宏達單位：軍事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