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為時代生產和儲存思想

　　小說既有娛樂的功能，也有思想的功能，當然還有其它多種功能，但娛樂功能和思想功能是小說最主要的兩種功能。進入現(xiàn)代小說時代，小說出現(xiàn)明顯的分野，其規(guī)律大致上促成了以娛樂為主的小說和以思想為主的小說兩大類。我這里想專門談談以思想為主的小說。盡管以思想為主的小說不屬于讀者最多的小說，但它所起到的為一個時代生產思想和儲存思想的作用不容忽視。

　　小說用形象來思維，是一種有血肉的思想，具有整體把握復雜性的優(yōu)勢

　　把小說當成生產思想和儲存思想的工具，相信會遭到很多人的質疑。如果人們要表達思想，為什么要采用小說的方式，直接寫成理論文章不是表達得更直接、更明確嗎？我要強調的是，一方面，小說是人們觀察世界的重要方式。特別是進入到現(xiàn)代社會以后，在日益開闊的公共話語空間里，小說家應該具有知識分子的擔當，應該通過小說直接參與到對社會、人生進行理性的思索中來。另一方面，小說作為觀察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整體把握復雜性的獨特優(yōu)勢。

　　進入到現(xiàn)代社會以后，絕對真理、一元化思想越來越缺乏說服力，人們對世界的復雜性、矛盾性認識得更加清楚，而抽象的思想理論往往難以統(tǒng)領這個復雜的世界。理性思維和理論思維采取抽象的方式，把世界活生生的細節(jié)抽象成一個個概念，把世界上各種類型的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愛打呼嚕的人和愛吃零食的人，都抽象成一個“人”字，而每一個人都是有血有肉的，這些血肉都被抽象掉了。過去崇拜抽象思維時，會認為這些血肉對于認知世界沒有意義，但后來人們逐漸認識到，這些細節(jié)，這些血肉，對于認知世界是很重要的方面。這時候就顯出了小說思維的長處，小說是作家構建的一個形象的世界，形象具有多義性，同一個形象，因為讀者條件的不同，會作出不同的理解。小說形象也是一種意義符號，但它是一種能指遠遠大于所指的意義符號，這一特點更好地吻合了人們對于世界復雜性的認識。小說用形象來思維，就是一種有血肉的思想，就帶來了小說思想性的神奇性和無限可能性。

　　我們經常會引用恩格斯對巴爾扎克的評論。恩格斯認為，巴爾扎克所堅持的思想立場和他所描寫的小說形象是相矛盾的，他說：“不錯，巴爾扎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正統(tǒng)派；他的偉大的作品是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但是，盡管如此，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諷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經常毫不掩飾地加以贊賞的人物，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圣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這些人在那時（1830—1836）的確是代表人民群眾的。這樣，巴爾扎克就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他在當時唯一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這一切我認為是現(xiàn)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之一。”

　　我們一般引用恩格斯的這段話是要來證明現(xiàn)實主義是如何偉大的。但我以為，恩格斯所指出的巴爾扎克的這種矛盾性，不僅僅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的問題，它充分證明了小說形象的復雜性和多義性，小說形象所包含的能指，可能完全出乎作家本人的想象，也可能完全違背作家的思想。巴爾扎克在小說中表達的深切同情，恩格斯卻從中讀出了空前尖銳的嘲笑。同樣還有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人們可以從巴爾扎克的小說中看到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這顯然不是巴爾扎克的本意，而是巴爾扎克的小說形象帶來的認識，是小說中的血肉帶來的認識，這應該屬于小說中有血肉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