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莫言，“無用”的文學有什么用？

　　在諾貝爾頒獎典禮結(jié)束后的晚宴上，莫言脫稿講話，并且以這樣的結(jié)語概括了他自己對文學功能的認識：“文學最大的用處，也許就是它沒有用處。”這個否定性的修辭或許可以看作莫言小說寫作的秘密，也是我們閱讀莫言的入口。

　　莫言的這句話說明，莫言不是為了社會教化的目的而寫作，文學寫作是訴諸作家個人心靈的一種方式，是作家以其獨特的視角觀察世界，理解世界的途徑。而作品的社會意義，無非是讀者與作者的心靈碰撞的結(jié)果。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才能理解，莫言的小說并不提供絕對正面的價值，而是通過不斷消解，以否定的姿態(tài)批判和諷刺了籠罩在宏大理念下的荒誕。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莫言無疑是批判家魯迅的傳人。

　　即使在早期的“尋根”作品中，莫言的懷舊感就懷有某種不純粹的暗流。《透明的紅蘿卜》帶有象征主義的情調(diào)，主人公黑孩在小說中幾乎一言不發(fā)(“莫言”的化身？)，而他的純真和幻想總是被生活中的不幸所打斷。到了《紅高粱家族》，莫言的野性風格開始暴露。這個描寫土匪抗日的故事充滿了戰(zhàn)爭和愛情的血腥與狂暴。小說用“我爺爺”“我奶奶”“我爹”這樣的人稱敘說和渲染祖輩們年輕時的方剛血氣，具有明顯的突兀效果而又不無挑戰(zhàn)平庸現(xiàn)實的意味。之后，莫言在《歡樂》《紅蝗》等作品里語言的放縱恣肆從寡言躍向了聒噪，從美學走向了“丑學”。

　　《十三步》可以看作是莫言后期風格的開端：方富貴猝死之后又復活，被妻子認為見了鬼，只好動手術把容貌換成鄰居和同事張紅球，而真正的張紅球卻被整容師妻子驅(qū)逐出去流浪街頭，遭遇各種倒霉事情。問題是，方富貴為了不讓妻子驚恐換成張紅球的臉，卻反而無法使妻子相信自己的身份。方富貴只好在明里當了整容師的“丈夫”，而在暗地里還試圖“勾引”自己的妻子。小說表達了一種卡夫卡式的主體的錯亂或喪失，不過不同的是，這種身份的危機竟然是舍不得輕易放棄的：方富貴在朋友之妻那里獲得了別致的滿足，又在自己的妻子那里獲得了偷情的快感。小說敘述的反諷將粗鄙、卑劣、不幸的現(xiàn)實生活赤裸裸地展示出來，卻始終保持著愉快輕松的語調(diào)，形成強烈的反差。也可以說，莫言不是簡單地揭示現(xiàn)實的殘酷，而是將悲劇以喜劇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以自我滑稽化的敘事聲音杜絕了那種將現(xiàn)實悲劇化之后施以同情的虛假高姿態(tài)。

　　莫言小說的成就在《酒國》里達到了高峰。這部小說不但觸及了現(xiàn)實最駭人的部分，而且表現(xiàn)了暴行在正義和理性幌子下隱秘而不可窮究的本質(zhì)。小說中，偵查員丁鉤兒到一個名為酒國的地方去調(diào)查腐敗的政府官員吃嬰兒肉的事件。但英雄與小丑之間僅一步之遙：這位偵查員在嫌犯招待他的筵席上不能自持，加入了吃嬰兒的行列(當然也因為主人聲稱吃的是“人工”的嬰兒)，一醉方休。偵查員繼而陷入了與嫌犯妻子的奸情，被活捉受辱，落荒而逃，最后落得個掉入糞池淹死的下場。小說的敘述大量依賴于戲仿的語調(diào)：那種宣傳所特有的語匯、句法，以及主流文學里過于高尚的辭章，以極不諧調(diào)的方式參與了對污濁和殘酷現(xiàn)實的描寫。

　　《生死疲勞》里也有一個丑角般的人物名為莫言，一個巧言令色、擅長虛構(gòu)的底層寫手，可以看作是作者莫言再一次的自省和自嘲。莫言揭示了寫作行為在作品進程中的虛妄，應和了他所說的“沒有用處”的文學。而莫言作為他自己小說人物的卑微形象，也可以和真實的莫言在現(xiàn)實層面上言辭閃爍的懦弱性格相映照。書寫“沒有用處”的文學和扮演“沒有用處”的作家，無不迫使我們通過體驗主觀與客觀的巨大反差，感受到世界的無情。（楊小濱 文學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