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2014年9月10日《新京報》刊發(fā)的《中國改革正啃“硬骨頭”倒退無出路》一文所講，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履新后首度針對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生態(tài)等領域，提出全面改革路線圖，并給出了改革的時間表。隨后，單獨二孩、廢止勞教、戶籍、司法、高考、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等重磅改革陸續(xù)啟動。首次作為單獨部分寫進全會決定的軍隊改革也在推進。

　　事實雄辯地證明，“中興領袖”習近平、“鐵血首相”李克強、“鐵血反腐王”王岐山等新一屆中央領導，已經(jīng)或者正在兌現(xiàn)對全黨、全國和各族人民的承諾。

　　但是，直言不諱地講，有些具體的改革方向或者內(nèi)容并不妥當，有的甚至讓億萬羲黃子孫大失所望，而且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其給中華民族造成的負面影響將會越來越大。

　　譬如，舉國普遍關注的高考改革方案終于落地了。但是，讓億萬羲黃子孫感到非常不可思議的是，高考英語這一畸形指揮棒要在中國繼續(xù)耀武揚威下去，其分值與語文、數(shù)學的一樣，都是150分，而且英語可以一年兩考。對此有官員和專家表示，高考英語“一年兩考”，是打破高考一考定終身的有益嘗試。但實際上，這種所謂的“一年兩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英語定終身”，其恰恰會讓考生、學校、家長和社會更加注重英語，而使得高考英語指揮棒之負面影響更大。何況，如果說“加考”英語是機會，那么為何不能讓語文和數(shù)學擁有同樣的機會呢？難道有關人士的大腦被“英語漿糊”給黏住了？抑或有別的隱情？

　　有媒體報道，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文秋芳曾參與過上海一家外國語雜志組織的專題討論，他們曾在兩個月前撰寫反對降低高考英語比重的報告，交給相關部門。

　　實話實說，像文秋芳這樣的力保高考英語者，以及希望英語不斷普及到中華大地者，并非鳳毛麟角。但就一定程度而言，其基本都是現(xiàn)實既得利益者或者潛在既得利益者。也就是說，王婆賣瓜不會講她的瓜苦。

　　何況，社會常識告訴我們，民族是指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jīng)濟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質(zhì)的穩(wěn)定的共同體。也就是說，對于一個民族來講，如果任由其它民族的文化、語言等東西“侵入“，其實就是自我毀滅。

　　而且事實上，多年來官方讓英語在高考中充分發(fā)揮指揮棒作用，其給中國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日益嚴重。包括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中華民族的相對獨立性和良性發(fā)展。

　　家喻戶曉，全球億萬羲黃子孫渴望實現(xiàn)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是英語使用者的復興。也就是說，我們羲黃子孫不能去“中國化”，否則，等于是讓中華民族自殺，或者任由別人宰殺。

　　實際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以來的30多年間，無論是中國官方，還是中國民間，其在一定層面上越來越重視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華民族之根本。尤其是，以“中興領袖”習近平為總書記的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更是共和國歷史上空前肯定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譬如，習近平明確強調(diào)道，“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也就是說，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為指導思想。

　　據(jù)新華網(wǎng)報道，2014年9月9日，習近平到北京師范大學看望一線教師，向全國廣大教育工作者致以節(jié)日祝賀時講道，“很不贊成把古代經(jīng)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jīng)典嵌在學生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

　　習近平所講，實際上也是變相地、間接地批評有關方面將英語作為高考指揮棒。因為在這一畸形指揮棒的作用下，當下無論是學生，還是老師，以及社會其他不少群體，普遍是腦子里多“ABC”，而很少有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基因。

　　誠然，習近平之言，跟其個人酷愛中國古典經(jīng)典詩詞和散文等有很大的關系。但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其言更要表達的是他對中華民族的擔憂和期望。

　　其實，說得更為直白些就是，將英語作為高考指揮棒，系最大的“去中國化”之一。這個，應該引起中國官方和民間的高度重視。

　　簡而言之，筆者羅豎一認為，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理當加強“中國化”。否則，不但教改必然是失敗的，而且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定然會是南柯一夢。（中國臺灣網(wǎng)網(wǎng)友：羅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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