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津：從“日據”與“日治”之爭看馬當局施政風格
近日，圍繞臺灣教科書內“日治”和“日據”兩種表述，島內引發(fā)熱議。華廣網今日刊載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王英津的評論文章指出，臺灣“日治”與“日據”之爭，可以很清晰地折射出臺灣政治生態(tài)中的“統(tǒng)獨光譜”，以及馬英九當局的施政風格。
全文內容如下：
由臺灣克毅等三家出版社編寫的臺灣高中歷史教科書，因書中使用了“日據”等表述，被臺灣教育主管部門教科書審定委員會認為不符課綱，予以退回。于是，圍繞著“日治”和“日據”兩種表述，在臺灣島內引發(fā)了一場熱議。主要分兩派，一是主張采用“日治”表述的“日治派”，二是主張采用“日據”表述的“日據派”。
“日治派”認為，清政府甲午海戰(zhàn)失敗后，于1895年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被迫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既然是割讓給了日本，就意味著日本當年對臺灣的占領并非莫名強占，因此不可稱“日據”；相反，日本是依條約而“合法”統(tǒng)治臺灣，故應稱為“日治”。而“日據派”認為，割讓臺灣雖然是清政府通過與日本簽署《馬關條約》之形式而作出的行為，但該條約是在日本武力脅迫之下簽署的，不是清政府的真實“意思表示”，因而在國際法上屬于非法、無效之條約，因此，日本對臺灣的占領是“竊據”，屬于“非法統(tǒng)治”，故應稱為“日據”。
“日治派”與“日據派”爭論的背后，是“臺獨史觀”與“中國史觀”的博弈。“日治派”的真實目的是將臺灣與大陸在歷史淵源和法理論述等方面做徹底切割，其思維主軸是“去中國化”。倘若“日治”與“日據”之爭僅限于字面上的爭論，尚屬無可厚非，但倘若借文字表述來蓄意進行意識形態(tài)的灌輸和引導，強化“臺獨史觀”，則問題就變得嚴重起來。表面上看，“日治”與“日據”僅一字之差，背后卻隱含著對臺灣身份、臺灣與大陸的關系、臺灣民眾對日本的態(tài)度等一系列問題的不同認知。
臺灣各界認為，“日據”和“日治”之爭的淵源是李登輝和陳水扁時期篡改歷史教科書，而現(xiàn)在臺灣年輕一代之所以出現(xiàn)不認同“一個中國”問題，根源亦在于教科書�；仡櫄v史，“兩蔣”時期臺灣中小學歷史教科書，均使用“日據”表述。李登輝主政時期的1997年，臺灣的九年一貫“國中課程綱要”，首度規(guī)定“日據”改用“日治”。繼李登輝之后，陳水扁主政8年，主要由“臺獨”人士把持“教科書審定委員會”。在該委員會的掌控和引導下，臺灣的大小出版社便陸續(xù)改用“日治”這一表述了。對于李扁時期被篡改的歷史教科書，2008年馬英九上臺主政后理應“撥亂反正“，但迄今馬英九當局仍未對教科書問題作任何修正（除此次公開表示官方文書采用“日據”表述之外）。此次“日治”和“日據”之爭引發(fā)后，鑒于已無法回避此爭議，于是馬英九公開表示，雖然他從小到大均用“日據”，但民主社會應該包容不同聲音，所以他不反對有人用“日治”，民眾對歷史有不同看法和記憶，可以容許討論。臺灣“教育部”也決定，教科書可以使用“日據”，但不必禁止“日治”，由出版商自行詮釋；換言之，臺灣教科書里，“日治”和“日據”兩種表述都可以用。
馬英九當局的表態(tài)和作法，對于大陸方面來說，可謂喜憂參半。喜的是，馬英九當局堅持了“中國史觀”，支持了“日據說”，此與其一貫堅持“兩岸同屬于一中”的立場相一致。盡管其表態(tài)是被動作出的，但仍不失為局部性“撥亂反正”之舉，這一點值得肯定。憂的是，馬英九當局在后續(xù)教科書之“撥亂反正”問題上缺乏應有的膽識和勇氣；“可以使用‘日據’，但不必禁止‘日治’”的處理方式難免讓人們覺得，馬英九當局帶有“和稀泥”的意味，背后折射出馬英九當局的軟弱和對綠營人士的妥協(xié)。因此，筆者對馬英九當局在臺灣歷史教科書方面以分開兩部分來處理“日據”與“日治”之爭的作法不予認同。正如臺灣一家媒體評論稱，由臺灣歷史教科書引發(fā)的“日據”與“日治”之爭，不是言論自由問題，更不是包容與否問題。眾所周知，我們應客觀地對待和尊重歷史，歷史是“對過去所發(fā)生事實的真實記載”，是“客觀的存在”，盡管不同的人們會因其知識、智力、閱歷、年齡、職業(yè)等因素會對“歷史事實”的體認有深淺之別，但事實就是事實，不能以“包容態(tài)度”來處理。馬英九先生應該清楚，這不是學術問題，宜包容各種觀點，“有容乃大”，而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問題、政治問題、主權問題，何來“包容”之說？從臺灣“日治”與“日據”之爭，可以很清晰地折射出臺灣政治生態(tài)中的“統(tǒng)獨光譜”，以及馬英九當局的施政風格。（王英津：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