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 （圖片來源：臺胞之家）

　　清初學者劉繼莊（1648—1695）《廣陽雜記》收有臺灣史料20余條，其中有一條涉及荷據(jù)之前的臺灣居民，略謂：“余問涵齋云，吾聞臺灣向為紅夷地，鄭芝龍得而復失，賜姓（汪按，指鄭成功）復取之，有諸乎？涵齋曰，非也。臺灣向為番地，嘉靖中，紅毛國人取其一角，為諸國貿易之所”云云。劉繼莊借涵齋之言，以“臺灣向為番地”、“紅毛國人取其一角”駁斥“臺灣向為紅夷地”之錯誤言論，誠可嘉也。                                 

　　然而，荷據(jù)之前的臺灣居民，除了“番”民（舊稱居住臺灣平埔和內山的所謂“平埔族”和“高山族”），還有漢人。陳第《東番記》（1602）有“漳、泉之惠民，充龍、烈?guī)Z諸澳，往往譯其語，與貿易”的記載。“惠民”即良民、良善之民（不同于“據(jù)其島”、“焚掠” 其地的倭寇），他們是來自漳、泉（包括“充龍、烈?guī)Z諸澳”）的漢人，往往通過“譯其語”來貿易貨物 。                                            

　　近30年前，吾友楊彥杰教授《荷據(jù)時代臺灣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有專門段落討論“在荷蘭人占據(jù)臺灣以前，到底有多少漢族移民”。他引用的“史載”包括：施瑯《恭陳臺灣棄留疏》之“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聚于其間者，已不下萬人”；1623年荷蘭人所記“（大員一帶）居住在原住民中間的中國人，為數(shù)超過一千或一千五百人”；連橫《臺灣通史》統(tǒng)計，明中葉遷居臺灣的漢人已有“數(shù)千人”。臺灣學者翁佳音、黃驗近出的《解碼臺灣史（1550—1720）》（臺北遠流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17年版），有專節(jié)《福爾摩沙早期住民群像》描述和論述荷據(jù)之前的臺灣居民，征引詳備，可資參閱。                          

　　附帶言之，“番民”一語有族群歧視意涵，為今之學者所不取； “福爾摩沙”意為“美麗”，雖無貶義，但它是西班牙人給臺灣的取名。按照“名從主人”的命名原則，大陸學界并不采用“福爾摩沙”指稱臺灣。（作者汪毅夫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