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5周年,中宣部文藝局、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影局9月22日聯合推介了57部國產影片。
從1959年新中國成立10周年第一次大規模組織國慶獻禮片生產開始,除了“文革”期間電影生產完全停頓外,國慶獻禮片已成為我國電影生產中一個常態性部分。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片種,以對革命和改革、國家與人民的禮贊,凝聚和折射了豐富的社會和文化生活內涵。
基于人性的表達——創造改革的認同感
1959年,《五朵金花》《青春之歌》《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風從東方來》《萬水千山》等35部獻禮片在9月至10月輪番登場,被電影史學家稱為“難忘的一年”。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鐘大豐說,當時的創作者不約而同與躁動的現實保持一定距離,采用了“在革命隊伍中成長”等敘事策略,如《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靜在三個男性之間的流轉,正縫合著一個知識青年經歷啟蒙、革命、改造,而最終成長為一個真正革命戰士的成長歷程。
在清華大學影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鴻看來,當年的獻禮片達到了“內容和形式、理性與情感”的高度統一,形成了自己的美學特征與修辭風格。“這在今天來看,可能顯得比較幼稚,但是你會被它的真誠所打動。”
國慶獻禮片再次熱拍是1978年至1979年,有反思“文革”的《苦難的心》《苦惱人的笑》《傷痕》《生活的顫音》,也有充滿喜慶氣氛的《甜蜜的生活》,《小花》更是第一次把人性的思考融入戰爭中,且捧紅了唐國強、陳沖、劉曉慶三位明星。而1982年上映的《牧馬人》更是發展出“人性拯救”模式,深刻影響了后來革命歷史片的創作。
鐘大豐說,這批獻禮片充分肯定了對愛情和生活質量的追求,這種基于人性的表達,反映著人們對新生活的真實感受和渴望,由此創造的國家和人民在改革面前利益一致的強烈認同感,也正是符合面臨艱難改革任務的國家所需要的精神狀態。
難以想象的突破——擺脫“英雄崇拜”敘事邏輯
1989年上映的《開國大典》《百色起義》《巍巍昆侖》等影片與1991年上映的《大決戰》,將國慶獻禮片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峰,其中《開國大典》可謂里程碑式作品。
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饒曙光說,《開國大典》中,“毛澤東不再是神,蔣介石不再是鬼”,這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突破”,影片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評。
鐘大豐指出,這些革命歷史題材影片,一方面通過生活細節拉近了領袖和普通人的距離,另一方面仍然是通過領袖的崇高品格和超人智慧來強化革命認同;而表現國企改革的現實題材影片《共和國不會忘記》也同樣暗含這種“英雄崇拜”的敘事邏輯。
新變化開始于世紀之交。1999年上映的《橫空出世》《國歌》《沖天飛豹》《我的1919》等獻禮片中,革命領袖悄悄走向后景,主人公更加貼近時代和觀眾欣賞口味,適應了時代的需要。
但饒曙光指出,由于當年很多影片都是政府投資,且投資規模遠超中國電影平均水平,大部分影片失去了市場消費群,在票房收入與投資回報上都沒能達到期望值。
變化了的市場氛圍,已開始將商業類型電影機制引入獻禮片的嘗試,除了1999年的《黃河絕戀》《沖天飛豹》,1996年的《緊急救助》、2000年的《緊急迫降》等,都已出現了這種商業啟蒙的端倪。
人民群眾的謳歌——聚焦奉獻與真愛
2009年,廣電總局確定了40部國慶60周年獻禮片并在全國展映,其中扛鼎之作《建國大業》回溯了“政治協商、民主建國”的歷史進程,票房達4.2億,刷新了國產片票房紀錄。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研究所所長丁亞平說,該片的獨特意義在于,讓表現真人真事的獻禮片,具有商業電影的顛覆意義。
2014年的國慶獻禮片新作,無論是講述歷史還是反映現實,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到了默默奉獻的普通人身上。
《真愛》根據第四屆全國道德模范阿尼帕·阿力馬洪的事跡改編,講述了維吾爾族母親阿尼帕老人用超越民族的人間真愛,在幾十年中撫養6個民族19個孩子的故事。
《蘭輝》根據北川已故副縣長蘭輝事跡改編,講述了汶川地震發生后到因公殉職的五年時間里蘭輝工作與生活的點滴,謳歌了蘭輝舍小家顧大家的公仆精神。
《警察日記》取材自鄂爾多斯東勝區公安局局長郝萬忠的64本日記,講述了他14年工作間破獲的案件和他的人生感悟。
《西藏天空》以少爺丹增與農奴普布之間的恩怨情仇為主線,講述了兩位主人公在西藏和平解放時期、民主改革時期和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個人命運和觀念改變,展現了20世紀西藏的滄桑巨變。
有分析指出,半個多世紀的國慶獻禮片創作,始終服務國家建設大局,多維度呈現革命和改革的認同感;在新的歷史時期,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片種,更加需要通過精彩的故事、鮮活的語言、豐滿的人物形象,生動藝術地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同時從市場中尋求創作動力,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豐收。
[ 責任編輯：王怡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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