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秘書長李坤龍先生
上個世紀50年代，臺灣經歷了一場不堪回首的“白色恐怖”時代。敗退臺灣的國民黨當局大肆捕殺在臺潛伏的共產黨員，據不完全統計，“白色恐怖”期間，在臺灣犧牲的中共地下黨員有上千人之多。近年來，隨著兩岸關系緩和，這段被忽略的歷史在有識之士的推動和努力下，終于進入了大陸人民的視野，更多歷史真相也漸漸浮出水面。
李坤龍，臺灣云林人，現任“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秘書長，當年“白色恐怖”的罹難者家屬。他的父親于1952年被國民黨當局殺害，當時他年僅4個月。李坤龍深知失去家人的痛苦，2005年起，在另一位受難者后人郭素貞的提議下，李坤龍開始義務收集所有政治罹難者的檔案。為了能讓這些當年為了信仰和理想失去生命的年輕人遺靈重返家鄉，他克服了重重困難，做了大量收集工作，目前已整理出1300多案、涉及5500多罹難者的檔案。
9月28日，李坤龍先生來到北京走進環球網，接受了環球網視頻和環球網臺海頻道的專訪，為網友解開這段塵封已久的歷史真相。
什么是所謂“白色恐怖”？ 究竟有多少人犧牲在國民黨當局的屠殺之下？
李坤龍對環球網記者說，很簡單地講，“臺灣白色恐怖就是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利用了他權勢的末梢神經對于百姓欺壓的一種行為”。國民黨所謂的“末梢神經”，我指的是它的情報單位，情報局、調查局、警察局等。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就是透過這樣的單位來執行對老百姓的各方面監控，這種行為在臺灣被稱為“白色恐怖”。
那段“白色恐怖”的歷史不堪回首，有大量的中共地下黨和進步人士遭到牽連，那么究竟有多少人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審判并被殺害？李坤龍對此表示，我所經手或聽到的，“倒是沒有一個確定的數字”，但相對來說，“有5000多人確定當時在臺灣白色恐怖時期受到了政治上的裁判”，這當中有的是沒有真正投入革命斗爭，只是參加讀書會而被迫害的臺灣人，當然也有一些從祖國大陸派到臺灣去執行工作而犧牲的，這些人就是那種“明知不可為而為的犧牲的烈士”。根據我的調查，這個比例大約是45：55。
國民黨特務分子“無所不在”在上學和生活中遭遇到種種不公和監視
談到這里李坤龍的情緒有些激動，他表示，當然是有一些(歧視)，“罹難者家屬都同樣受過或多或少的迫害”，這是在所難免的，我在上小學到初中這個年齡段，那時候國民黨對保密防諜宣傳得如火如荼，上學、放學途中同學會朝你扔石頭，說你是“匪諜”的兒子，難免會跟同學之間起沖突，打完架回到家里還不敢向媽媽說，因為媽媽也會傷心。
李坤龍接著回憶道，我當兵時幾乎沒站過衛兵，是一個文書官，從父親的資料掀開以后我就要卸下我的職務，“所有的都卸下來”，開始站衛兵。我總記得當時有首歌，《月兒像玲瓏》，當兵的望著月亮，怎么看都覺得不像玲瓏，那時候真的，怎么說呢……真的有一種很奇特的感覺。
李坤龍說，當完兵回來就業不到10天，國民黨的情知單位就來了，來了以后問你，“平常看哪些書？”“您當兵那段時間閑暇之余做些什么事？”不僅如此，還讓我寫下“10位最好的親朋好友”。
我當時心里頭一想，“糟糕！這一寫，這10位肯定要被調查”，但不得不寫，“我還是寫了”。我們知道有這樣的背景，“國民黨不可能那么輕易地放過我”。李坤龍無奈的敘述著當時的心理獨白。
當環球網記者問到國民黨當局是什么時候起解除了對他的監視時，李坤龍回憶著說，“不記得哪一年了”，好象也是在解嚴之前大概一兩年的時間。當時國民黨當局派了人來，對我說，“李坤龍，以后你想做什么事，你就做吧，以后不再監視你了。”我覺得心里很難過，“今天你大可不必大費周章跟我談這些，如果你真的放過我的話，你就不應該來了”。
接著，李坤龍向環球網記者回憶起了九十年代初期的一段經歷，“我當時在公司服務，奉派到印尼，有一年復活節，公司叫我回臺灣。因為復活節的關系。我買不到機票，所以只好分段走，到了香港住了兩個晚上輾轉才回臺灣。因為行程上經過香港，當時香港對于臺灣是極端敏感的地帶，所以回去就被約談了”。
“李坤龍這兩天你上哪兒去了？”“見過誰了？”那些場景、那些質疑對李坤龍來說依然歷歷在目。回憶起當時的心情，李坤龍說到，“我無形中感覺到國民黨特務分子真的是無所不在”。
有種使命感 看到大陸受難者眼淚自然流下來
李坤龍從05年開始做白色恐怖時期罹難者的搜尋、資料整理，以及對家屬的聯絡工作。
“起源是因為母親病得很重”，李坤龍說，我總覺得她一直沒有把父親放下，我也想在母親閉上眼睛之前給老人家一個交代，所以那時候我開始想去尋訪父親的足跡，沒有想到母親來不及了，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我在想，父親在中彈前一秒，前五秒甚至于五分鐘，想的是祖國還是即將留下的孤兒寡母？他是不是在中彈之前曾經喊過我的名字？“其實我想知道的就是這個”。
李坤龍舉了一個例子說，母親過世之后，我才把父親的經歷做了一個整理，之后我參加了處理協會，接到的第一個工作，就是要把這些烈士的照片放到秋季展會上做展示，讓會員閱覽，會里面有很多類似我這樣的人，“眼睛來不及睜開，父親就已經不在了”。在做這些照片的時候，我始終把父親的照片擺在最上面，那時候我一天付出三個鐘頭，希望把這些受刑人身上的繩索卸掉，讓罹難者家屬看得舒服一點，“不至于那么難過”。
我拿到這些照片時總是想，這些人的家人到底知不知道？他們身在何處呢？因為里面有大陸籍人士，也有臺籍人士。那場秋季活動辦得相當成功，四百人照片一公布后，這些罹難者的家屬跟我要他們親屬的照片，有些人還跑到了賬篷外放聲痛哭，在這400人的照片中有幾個沒有生前的照片，只有死后的照片，“那種狀態是特別難看的”。
李坤龍近些年也在不遺余力的幫助那些在臺罹難者的大陸家屬，他穿梭于兩岸之間，克服重重困難把罹難者骨灰帶回大陸重新安葬，使這些在大陸的罹難者親屬心靈得到了慰藉。說到這些，李坤龍堅定的表示，“不知不覺中就是有一種使命感去做這件事情”，原本我以為做完我父親受難的經歷以后就不再流淚了，但當我來到祖國大陸以后看到罹難者，很奇特的，“就是那份感情，眼淚就是流下來”。
臺當局害怕揭開歷史瘡疤 修法將資料解密延長至100年
在搜集罹難者資料的過程中，李坤龍遇到了來自臺灣當局的重重阻力。他說，“對于材料方面的取得是相當困難的，國民黨當局對于這些材料趨于保守”。原先他們把這個事情的解密時間按照法律定為了30年自動解密，但現在他們擴大解釋，要從文件產生日期開始算，“100年才算是自動解密”。
“恐怕那時我也早就不在了！”李坤龍很遺憾。“所以對我來講，這是最大的打擊”，因為我一直在不斷地搜集臺灣“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的資料，從不間斷地做這件事情，“在無形中這是對我最大的打擊”。臺灣當局還“立法”，仿照德國聯邦政府稱所謂人死后還有“第三人權”的問題，“所以他(指臺當局)把人權擋在前頭，好象什么條件的現說都變得理所當然”。
究其原因，李坤龍認為，因為這些事情都是國民黨潰敗到臺灣去以后的所作所為，“等于是在揭露國民黨的瘡疤”。臺灣選舉是非常頻繁的，當然，這些史料的公布(會對國民黨選舉不利)……
“國仇家恨很難放得下”
現階段國、民兩黨對這段歷史是何態度？李坤龍說，對國民黨來講，“這些當然是閉口不談”，這樣國民黨可以不必面對過去它的所作所為，選舉一樣可以照選(不誤)，民進黨反倒是可以在選舉時以此作為話題來攻擊國民黨候選人。
每年到了“人權日”或“解嚴日”，就會辦一個簡單的儀式輕松帶過，表示他交代了，“其實家屬心里頭想的什么，倒是沒有人來問”。我簡單地說，“他(指臺當局)不可能還給我一個父親”，人死了，現在也沒有人替他說話，只好讓他們靜靜地躺在亂葬崗里，墓碑倒了也沒有人去扶它一把，只有靠我們會里的人看到，才會去把它給扶正。
李坤龍告訴環球網記者，對我們來講，“這些不只是家恨，也是國仇”，所以罹難者家屬其實是很難放下的，不管國民黨現在做得再多，家屬還是感覺不到，“因為每年每逢那個日子就來那么一次，其實家屬是感受不到它的心意的”。
李坤龍在采訪前聊天時曾對環球網記者表示，這是他第一次在大陸出境接受視頻訪談，他希望通過環球網這個平臺，讓更多大陸網友能夠了解這段歷史真相，他也希望兩岸能倍加珍惜現在的和平環境。
[ 責任編輯：周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