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戡著書批臺灣教育：天下沒有白念的中學

　　李戡，李戡的爸爸李敖，我，和讀者你們，十七歲時也曾拿起一把無形的“刀”，從此人生砍成兩半。但李戡的方式最奇特：他出了一本書，《戡亂記》，一刀砍斷臺灣教科書想在他腦袋里塞進的垃圾，再一刀砍斷整個島嶼想包圍他的窒息窩囊。

　　洪流把我們沖在一起，聚首于一本十七歲孩子寫下的早熟之書，共同聲討六十年不變一路可惡的歷代教科書。 ——陳文茜

　　師大附中是臺灣頂尖的學校，三年前，我以低于建中一分的分數(shù)考進了這所學校。過了三年，附中使我變得外向活潑，但在思想方面與學校的多元開放校風一點關系也沒有。附中校風相當自由開放，各類競賽、社團活動的創(chuàng)新多元都是其他學校少見的。然而，在課業(yè)方面并沒有如外界想象的輕松，隨堂考或平時考并不比國中時少，不少班級的自習課仍被考試占據(jù)，放學時間也延遲許多。

　　在某些學科方面，我對老師的作為相當不以為然，尤其是國文科。學校老師大多數(shù)畢業(yè)于師范學院，但相對于學風的自由開放，許多老師卻剛愎自用，助紂為虐。當然許多人不相信這一點，我本也不愿相信，但在被老師暗算，經(jīng)歷各種荒謬怪誕的事情之后，我對老師的性格有了深刻的了解。

　　這篇文章記載我在附中三年觀察到的種種現(xiàn)象，包括學科的教學與考試模式和附中特有的活動等。在學科教育方面，更有見微知著的作用。從師大附中，我們可以看到學校內為外界所不知的現(xiàn)象，不但反映出其他學校的內部作業(yè)，也是活生生教改失敗的體現(xiàn)。

　　我的兩位國文老師

　　一年級的老師教學認真盡責，經(jīng)常主動加課。老師常與我在走廊上談話，師丈是我父親的忠實聽眾，在美國居住時由老師將一集集的《李敖笑傲江湖》節(jié)目錄影帶寄去。在一年級休業(yè)式那天，我與老師在辦公室長談許久。對于期末考題目的不妥及老師在第一堂課說作家陳冠學是“現(xiàn)代陶淵明”一事，我委婉表達了疑惑和不滿。老師承認確實不妥，但要將古代人比擬現(xiàn)代人，只得從這些現(xiàn)代作家中勉強選出一位。

　　事實上，根本沒必要將現(xiàn)代人與古代人相較，因為兩者的時空環(huán)境迥異，然而這種心態(tài)在“臺灣文學”隨處可見。在空洞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沒有過去的著作可以比較，只好拼命沾上中國文學的邊。將陳冠學比擬陶淵明這一畸形組合便誕生了。魏晉以來，從未有人敢以當代陶淵明自居，怎料得一千五百年后在臺灣忽然出現(xiàn)個陶淵明，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怪事。另一例就是將《臺灣通史》與《史記》相比，《臺灣通史》不過是地方上的歷史，本來默默無聞。到了今天的臺灣，卻能與《史記》并駕齊驅。追根究底，“臺灣文學”沒有如《史記》、《資治通鑒》與《紅樓夢》的著作。在這種極度缺乏內涵的情況下，只得一面排斥中國文學，一面盼望能以“臺灣文學”銜接上它。

　　二、三年級時的國文老師正好是班級導師，為人親切盡責。在教授龍應臺的課文時，老師指出龍應臺實際上是“自由民主斗士”的投機分子，并強調殷海光、李敖等人才是爭取言論自由的先驅。當然，這或許與我坐在臺下有不少關聯(lián)。但比起其他只會照本宣科、跟著課本美化作者的人，老師的這種精神在現(xiàn)代是非常難得的。但老師還是犯了作為國文老師的通病，即是從“制式作文”來評判學生的寫作能力。有好幾次作文題目太過無聊，我隨便寫寫交差了事。老師便把我找去談話，說我篇幅過短、主題不明等等，并指導我“寫作技巧”，要我多花時間練習作文。不知等老師看過這本書后，想法是否還與當時評判我的作文時一致。

　　制式作文

　　古代湯顯祖和袁枚等文人都擅長寫八股，但從不將自己的八股文編入文集里。學校的作文我也寫得很好，但我始終瞧不起它，因此不屑公開發(fā)表。

　　為什么說高中作文是制式作文？因為它不僅生硬地限定了寫作格式，多數(shù)的題目又了無新意，使學生過于注重文辭修飾，而忽略了寫作本質。其中，最無意義的當屬抽象性的題目，只能讓學生用盡各種譬喻、轉化和夸飾的修辭，將一種東西描繪得天花亂墜，思想方面卻顯得貧乏；尤其在引經(jīng)據(jù)典方面，學生永遠只會那幾句，甚至加入了現(xiàn)代作家的“名言”，缺乏豐富的學識。有補習班特別研發(fā)了“作文公式”，列出數(shù)十個常考題目，提供各題的寫作架構，使學生在考試時能迅速掌握寫作流程。補習班此招一出，學校老師當然加以反擊，抨擊補習班這套“作文公式”發(fā)揮不了效果。然而，針對聯(lián)考這種水準的題目，套用“作文公式”確實是方便又能拿高分的捷徑。

　　不論各校的題目水準，也不談補習班的猜題精準度，聯(lián)考的試題一出來，恐怕令所有平時認真練習寫作的同學瞠目結舌。如今年初的“學測”，題目為“漂流木的獨白”，要求考生想象自己是一個臺風天的漂流木，描寫劫后余生的心情與體悟。這種無聊幼稚的題目，竟可作為大學聯(lián)考試題。另外，閱卷人員也證實，這次風災南部民眾受創(chuàng)最大，文筆自然更為動容，分數(shù)自然大大提升。同一個題目竟然可以因為考區(qū)不同而影響分數(shù)高低，這恐怕也是現(xiàn)今教育的怪象之一。

　　拿高分的基本條件是：首先要用五花八門的譬喻法描述風景。暴風雨來襲后，再用天花亂墜的夸飾、幼稚的擬人修辭描述經(jīng)過。最后再用哭爹喊娘的語氣總結。這種東西我當然寫不來，因此我用較有趣的方式作答，改寫《黃河頌》歌詞作為開頭：我站在高山之巔，望溪水滾滾，奔向西南，驚濤澎湃，掀起萬丈狂瀾……想當然爾，這種題目我一定得不到高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絕不是因“黃河”而被扣分，畢竟閱卷老師的程度還遠跟不上。

　　學校國文教師整體程度

　　我的兩位國文老師都是認真盡責的老師，當然其他國文老師也有許多優(yōu)點。然而整體看來，我認為師大附中的國文老師程度不高。程度不高的因素主要表現(xiàn)在老師的內在修養(yǎng)，附中以學風開放自由聞名，然而國文老師們的教學視野是出奇的狹小，做了許多不光彩的舉動。

　　附中的國文科有舉辦“每月一文”的活動，就是指定一個題目，讓所有同學投稿參賽，優(yōu)勝的作品展覽于“至善樓”川堂。在一年級的上學期，班上的國文老師指定一個作文題目為作業(yè)，剛好就是“每月一文”的題目。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次是北京奧運那年5月，題目是“喜歡”。于是我以北京為主題，描述我喜歡新舊北京交替的美。過了幾天，老師私底下跟我說，我的文章是全班寫得最好的，原本想幫我投稿這篇文章，但因為閱卷老師有意識形態(tài)，因此不建議我去參賽。從那時起，我第一次了解師大附中的開放多元校風不完全是真的，至少在國文科方面是假的。

　　上課內容及方式是了解老師程度的方法之一，但評價總是因人而異。相較于老師個人的教學模式，指定的作業(yè)及考試題目顯得較為客觀。然而每位老師對教授班級指定的作業(yè)多大同小異，如出版社的“語文練習”、“補充教材”、指定的作文題目或是一些報告等。因此，“國文科教學研究會”所負責的全校一致的作業(yè)及大型考試，最能夠代表一個學校整體國文教師的程度。

　　(本文摘自《李戡戡亂記》，李戡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年10月第一版，定價：22.00元)

瀏覽更多臺灣新聞

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