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歲的賀瑋瓊中秋節與兄弟姐妹一起回到廣東惠州老家與年邁的母親團聚，但她與丈夫卻不能與28歲的獨生女見面。女兒在江蘇工作，每逢佳節倍思親，她用“空蕩蕩”來形容女兒不在家的感受。

　　和身邊很多同齡人一樣，上世紀80年代，賀瑋瓊家里并不富裕。“當年只生一個孩子剛剛好，孩子的教育和生活質量有所保障。”她說。

　　然而女兒結婚后，賀瑋瓊考慮的問題多了起來：“女兒、女婿都是獨生子女，未來將面臨照顧4位老人的負擔。他們工作很忙，照顧老人力不從心。”

　　“獨生子女政策順應了國家特定時期的國情。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人口膨脹的后果令人擔心。但從個人角度講，比如我母親現在看著身邊兒女眾多就覺得很幸福。”她說。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國家還規定，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除外。　　“對每家每戶來說，增加了人口，在他們不能干活以前，就會多用錢，多用糧，影響家庭生活的改善，這筆帳一算就清楚。對國家來說，如果工農業的勞動生產率還很低，物資的生產還不豐富，人口增長的快慢，就會直接影響現代化建設所需的資金的積累。”公開信說。

　　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夏海勇介紹說，實行計劃生育30年來，中國少生4億人，這意味著少消耗糧食和水資源，少占用耕地。與此同時，中國人口平均壽命達72.1歲，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8.3年左右，高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他說，人口增長的有效控制促進了人口素質的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有利于實現2020年中國從人口大國向人才強國的轉變。

　　“少生快富”是中國很多農村地區圍墻上的標語，旨在轉變中國農村延續千年的“多子多福，傳宗接代”觀念。江蘇省金壇市儒林鎮從事水產養殖的呂娟24日拿到了鎮計劃生育辦公室送來的10萬元小額貼息貸款，鎮上還安排她接受水產養殖培訓，因為呂娟“只生了一個”。

　　作為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呂娟與計劃生育國策一起步入了“而立之年”。呂娟的孩子被稱為第二代獨生子女，或稱“獨二代”。

　　從南京農業大學畢業的呂娟選擇回家從事水產養殖，5年前結婚，生下了一個女兒。由于丈夫也是獨子，按照江蘇省計劃生育相關規定，她可以申請再生一個，但她還是自愿只要一個孩子。

　　呂娟說：“只生一胎的決定，是我們開了三次家庭會議的結果。我們和父母商量了一個月，最后統一了意見，決定優生優育，全心培養‘獨二代’。”

　　江蘇省金壇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局長宋月琴說，以前計劃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難事”，許多育齡夫婦托人情，找門路，爭二胎生育指標，甚至背井離鄉，躲到千里以外的地方超計劃懷孕生育，被稱為“超生游擊隊”。

　　但由于政府實行利益導向政策，讓計劃生育的群眾更多分享改革發展成果，中國低生育水平繼續保持穩定。2009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在5.05‰。

　　然而，人口自然增長率的降低、生活水平的提高、醫療條件的改善等因素使中國快步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中國老齡人口已超過1.67億，占人口總量的12.5%，預計到2020年將達2.43億。

　　夏海勇說，人口老齡化是社會進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標志，但同時也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重大沖擊和嚴峻挑戰，對社會保障、勞動力結構、消費結構、社會服務等形成了全局性的影響，“首當其沖的就是養老保障問題”。

　　他說，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進入婚育期，家庭的代際人口結構開始呈“四二一”狀態。“一對獨生子女夫婦既要贍養四個老人，又要撫養一個孩子，無論是家庭收入，還是精力和時間，都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

　　他建議突破原有的家庭養老方式，建立以社區居家養老和居家護理為主、養老院為輔的新型服務社會化的養老模式，以彌補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記者顧燁　李惠子　肖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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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馮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