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先生在《資中筠自選集》發(fā)布儀式上。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與資中筠先生面對面時，有一種發(fā)自內心的慚愧：與老人家相比，我們是多么的粗鄙。

　　已經(jīng)習慣了與世沉浮，習慣了身上的塵埃，習慣了在大是大非面前默默無語。因為在內心深處，有一種深深的失落，它讓人麻木，讓人不愿再向往明天，不愿再提起靈魂。

　　對于裝睡的人，怎樣的吶喊都是沉寂，對于不愿邁出的雙腳，所有的道路都是禁區(qū)。然而，一切真的只能放棄？

　　81歲了，資先生依然那樣睿智與優(yōu)雅，翻開剛剛出版的五卷本的《資中筠自選集》，有如醍醐灌頂。不論歲月如何匆匆，不論世事如何紛紜，在這世界上，總有人不愿后退，總有人在堅守著文明。這，是怎樣的一種溫暖？讓我們堅信：再遙遠的長路，也將過去，再艱難的地峽，也將穿越，歷史的大潮，終將奔流到海，一往無前。

　　所以等吧，我們等得起。

　　百年中國人的自強夢，百年的苦難與堅持，擎著啟蒙這面旗，我們唯有頑強地走下去，才能不愧對前賢，不愧對他們的奮斗、思索與犧牲。

　　于迷惘處，聆聽資先生的教誨，堪稱平生幸事，每個人都是歷史中的人，100年后的孩子們，必然會翻開今天的細節(jié)，他們會看到的，至少還有痛苦是真誠的，至少我們沒有沉淪。

　　迷信這樣被破除

　　北京晨報：許多老一代知識分子都經(jīng)歷過一段從獨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過程，您當年是如何覺醒的呢？

　　資中筠：這分三個階段，我們當初受的是民國時期的教育，延續(xù)著“五四”精神，東西方內容都有，當時并沒覺得沖突，也沒有西化不西化之說。解放后，隨著一次次被改造，加之“二戰(zhàn)”后，歐洲知識分子集體向“左”轉，讓人們相信這代表了未來，是全人類的潮流。 這本身并無大錯。只是這種理想為掌權者所歪曲利用，實施包括思想領域的全面專政，加之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特點和弱點導致自我迷失，產(chǎn)生了迷信，所謂迷信，就是強迫加自愿，上交了獨立思考的權利，一切靠別人的腦子來判斷。有人覺悟早一點，“文革”前期就明白了，有人晚一點，改革開放后才轉過彎來。至于我個人，是在“文革”中期才明白的，當時正在“批林批孔”，邏輯越來越荒唐，于是想到領導人年紀大了，糊涂了，這就打開了一扇窗：過去遇到想不通的問題，認為領導總是對的，便努力說服自己，在知道他也可能犯錯之后，便可以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了，這扇窗一打開，就不再能關上，從此心中逐漸亮堂，也就是自我啟蒙。

　　為什么集體緘默

　　北京晨報：那一代知識分子受“五四精神”的熏陶，為什么卻很少有人提出質疑呢？

　　資中筠：有害怕的因素，但也有主動接受的因素。特別是開始，擁抱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覺得自己也應該改變舊思想、舊觀念。當時沒有用“啟蒙”這個詞，但是似乎也是在接受一種新的“主義”的啟蒙。沒有想到實際上陷入了蒙昧。后來，一次次的運動，漸漸擠壓著空間。這些運動不是一直都在搞，而是緊幾天松幾天，松的時候好過一點，這樣一撥一撥，人們不斷在自我檢討中，就像溫水煮青蛙那樣，剛開始并不劇烈，自我批評一下就能過關，到后來越來越難，“反右”時幸虧我在國外，回來一看嚇一跳，因為那些想法我也有，如果在國內，可能就成右派了。幾次運動下來，心里甚至都感覺不到恐懼了，完全變成了一種自律，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全都牢牢地記住了。“文革”時，遇羅克寫了《出身論》，我內心很贊同，但不敢說，等判決結果下來后，真是很害怕，幸虧當時沒說出來，不然的話，我不也可能被槍斃了？“文革”時最害怕，因為誰都可以揪你出來，大家爭取留在人民內部矛盾中。到后來，對于極左也就接受了。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