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物 朱彤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奧運空氣質量保障研究課題組專家。

　　對話人物 馬軍 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領導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搜集大量官方數據，先后繪制出中國水污染、空氣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地圖，并把它們展示給公眾。

　　進入10月以來，北京深陷灰霾天氣困擾，對灰霾元兇——PM2.5納入監測的呼聲越來越高，爭論也越來越多。

　　公眾希望獲知北京空氣狀況的更多情況，環保部門呼吁公眾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污染物的減排上，因為“只有減排才是硬道理”。

　　公眾的知情權和城市的“臉面”，究竟哪個更重要？奧運期間，北京空氣質量改善的經驗哪些可以借鑒？如何才能凝聚起更多人的共識，去尋求北京空氣質量問題的解決之道？

　　為此，本報對話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奧運空氣質量保障研究課題組專家朱彤和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共同探討北京這個擁有近2000萬人口的大都市如何找回藍天。

　　顆粒物監測指標逐漸精細

　　引進指標不等 于解決污染奧運后空氣 改善難度加大實施聯防聯控 是治理趨勢

　　京華時報：北京對空氣質量的監測始于什么時間？最初監測的對象是怎么確定的？

　　朱彤：北京對空氣質量的監測大概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1984年)，最初監測的是直徑小于等于100微米的總懸浮顆粒物(TSP)。世界上其他較早進行空氣質量監測的國家，都是從直徑比較大的粗顆粒物開始，再到細小的顆粒物。這是一個進程，越來越精細化。

　　京華時報：從對TSP的監測到對PM10的監測，我國經歷了多少年，促進發生改變的因素是什么？

　　朱彤：當時監測TSP只是感官上的認識。到了上世紀90年代，大家發現直徑小于等于10微米的顆粒物(PM10)是可以吸入人體的，被稱為可吸入顆粒物，對人們健康的影響很重要，因此逐漸改變。

　　引進指標不等 于解決污染

　　京華時報：據了解，目前在我國大部分城市里，PM2.5已占到PM10的50%以上，這是否說明監測標準該作出改變了？

　　朱彤：PM2.5在很多地方一直就占很大比重，有的地方甚至達到60%、80%以上，不是因為它占的比例高就要作出改變�，F在公眾對PM2.5的呼聲很高，可能大家認為，國際上PM2.5的指標已經有了，然后其他的國家也采用了，加之現在一些媒體對PM2.5的炒作，其實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清楚PM2.5究竟是什么。

　　京華時報：您是否認為將PM2.5列入國標進行監測的時機未到？

　　朱彤：PM2.5是PM10很大的一部分。PM10的濃度控制下去的話，PM2.5的濃度也會下去。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樣，它的PM2.5的濃度和PM10的關聯性很大，去年北京的PM10依然超標20%。不能說引進一個PM2.5的指標，問題就解決了。

　　奧運后空氣 改善難度加大

　　京華時報：1998年開始，北京實施了十六階段的大氣治理措施，治理效果在奧運之前非常明顯，可奧運之后，這種改善就變得緩慢，這是什么原因？

　　朱彤：城市發展階段不同，空氣治理的難度也不同。北京在空氣治理之初，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將燃煤改成天然氣，這是能源結構上一個重大轉變，再比如對建筑工地揚塵進行控制。從之前沒有任何措施到采取措施，產生的效果就會很明顯。

　　另外一個原因，過去幾年，北京一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幾的經濟增長，對于這些年新增的污染源，即使有控制，但總量還是在增長。并且，在采取了初步措施后，進一步采取措施的技術難度遠遠大于剛開始。

　　京華時報：北京的大氣污染治理，在燃煤污染、機動車排放污染、揚塵污染中，哪種污染治理起來難度最大？

　　朱彤：揚塵污染治理相對好一些，工業、燃煤電廠污染，通過對電網進行調配、采取一些技術措施，控制得也比較好。相比較而言，機動車排放污染治理的難度最大，北京的機動車從奧運之前的300萬輛猛增到現在的500萬輛，情況依然不容樂觀。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