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已成為一個讓貪腐行為加速、加劇的出口，需適當加以限制，有針對性地進行監管

　　繼中央紀委二次全會申言“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和監督”后，地方也強力跟進。近日，廣州市紀委決定，今年將對這種所謂“裸官”加大監督力度。

　　“裸官”是一種形象的說法，是指親屬移居國外的官員。其實，在全球化時代，個人有跨境遷徙的權利，即便領導干部家屬也不例外。但也要看到，對公職人員提出政治忠誠方面的要求，是現代行政體系的共識，世界各國莫不如此，這也是對“裸官”實行特殊監管的依據。

　　客觀說，“裸官”確實面臨較大的貪腐誘惑和貪腐空間。家屬在國外，轉移非法所得可能性加大；東窗事發或“金盆洗手”后，一走了之只需“一張機票、一本護照”，也更無后顧之憂。何況，要“努力賺錢”才能支撐家屬在海外的生活，這也滋長了腐敗意愿。“裸官”已經在事實上形成“漏斗效應”，成為一個讓貪腐行為加速、加劇的出口。

　　雖然“裸官”一詞始自2007年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落馬，但“先裸再逃”模式，卻是很多貪腐者共同的選擇：福建工商局原局長周金伙在被紀檢機關約談后留下“我已經遠走高飛”字條遁逃，溫州鹿城區原區委書記楊湘洪率團考察法國時突發“腰突”滯留不歸……有人形象地將此總結為“三部曲”：和尚走了（家屬出國）、廟走了（財產轉移）、方丈也走了（貪官外逃）。一個“裸”字，盡涵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