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官員的受賄案件中，通常不是官員一個人在“戰斗”，他的妻子、兒子等直系親屬，情人、同學或老鄉等特定關系人，往往也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成為臺前幕后的貪腐“親友團”。近日，針對官員家庭成員或身邊人參與受賄的現象，記者采訪了市一中院刑二庭法官江偉。他透露，在類似的案件中，實際掌握財產的，多是官員的直系親屬，他們中的部分成為受賄共犯。

　　不少案件有前妻參與

　　江偉告訴記者，“親友型受賄”案件占官員受賄案件的比例比較高，“如果再加上情婦、老鄉、同學等，就我的經驗來說，這類案件約占官員貪腐案件的30%左右，尤其是在級別較高、數額巨大的貪腐案件中。”江偉解釋，由于證據的原因，很多家庭成員可能并不能被認定為官員貪腐案件的共犯，因此，實際中的比例可能會更高。

　　在這些案件中，與官員關系特別密切，或官員信任度高的人，如妻子、兒子，往往是主要參與者，而實際掌握財產的也是他們。江偉介紹，妻兒凡是被認定為受賄共犯的，不僅是因為其掌握贓款贓物，主要是因為其與官員具有通謀，有些是事前就參與策劃的，有些是在事中加入的，但是都構成了共犯。“當然也不排除有些妻兒是在未知的情況下，被動接受財物的，這種情況一般不會被認定為受賄共犯。”江偉說。

　　從市一中院刑二庭審理過的案子來看，家庭成員參與受賄的，一般都是直系親屬，如妻兒，表親類參與的比較少。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案件都有前妻的參與。“不過，這些前妻有些并不好斷定她們是因感情破裂離婚還是因為其他原因，因為有些案件中，離婚是為了轉移財產或是保護家人。”江偉說。

　　除了親戚以外，還有官員的情人、同學、老鄉等特定關系人，在一些案件中，也出現過情人掌握或部分掌握財物的現象，而同學、老鄉等人在謀利的過程中多數是行賄人。

　　成立“扒皮”公司成新趨勢

　　據江偉介紹，官員受賄，最直接也最普遍的方式，還是直接給財物，以“紅包”、感謝費、過節費等名目。不過，近年來官員犯罪出現了一種新趨勢，即官員的親戚或身邊人成立一個公司，官員利用自己的公權力，把工程項目分給這些關系公司，通過抬高價格，把公款揣入自己兜內。“我們把這樣的方式稱為‘扒皮’，這種行為根據細節的不同，有可能被認定為貪污或者受賄犯罪。”

　　江偉告訴記者，他審理過的國土資源部副司長沙志剛受賄案，就屬于這種類型的案件。2005年，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工作開始，沙志剛作為二調辦公室的成員，負責一些項目采購。他利用職務便利，讓某公司中標了衛星影像圖的采購項目，并要求中標公司將一些業務高價分包給自己同學成立的公司。而沙志剛則以占有干股分紅的方式，從其同學的公司拿走數百萬元的所謂分紅款。這種表面上類似于商業活動的謀利方式，隱蔽性較高。

　　“很多官員有一個認識誤區，都覺得自己從事了商業行為只是違紀，并不覺得自己違法。”江偉說，包括上面那個案例里的沙志剛，也并沒有認清自己的罪行。此外，很多官員有一種心態，認為如果判輕一點也就認了，因為自己畢竟賺了一筆，但一旦判刑較重，官員反而會回到最初的狀態，連罪都不認了。

　　由于貪污、受賄案件的量刑標準比較苛刻，因此，司法實踐中，家庭成員構成貪污、受賄等案件共犯的，如果沒有減輕處罰的情節，那么量刑對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其他家庭成員也會非常嚴厲。例如某二審貪污案件，在某國企改制過程中，該單位副經理尤某將原國有公司的一筆10萬元款項轉到其妻子的另一家公司賬戶上，并讓其妻子用公司的一張作廢發票來平賬。因妻子參與程度很高，無法被認定為從犯，同時，二人又都不具有其他減輕處罰的法定情節，最終雙雙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家庭成員犯罪認定較困難

　　由于現在官員犯罪的手段、形式越來越隱蔽，這類案子在處理上難度也較大，“關于家庭型犯罪的定性就常有爭議，存在好幾個罪名。”江偉介紹，一種是家庭成員和官員構成共犯；另一種是家庭成員可能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還有就是家庭成員利用官員的影響力受賄等。

　　在法律界，目前關于家庭成員參與貪腐的案件定性也存在爭議。江偉向記者解釋，一些家庭成員涉案的官員貪污受賄案，若要認定家庭成員拿到錢，證據是充分的；而若要認定其參與共謀、是共犯，那往往證據不足。“現實中，也不可能僅因拿到錢就推定家庭成員有罪，所以對家庭成員是否有罪的認定比較困難。”江偉舉例，比如家庭成員跟隨官員一起參加別人請的飯局，但不知道飯局的真正目的所在，類似這種情況就無法認定其有罪。而對此，輿論往往會誤解，認為是放縱。但是從證據的角度，這樣的認定才是客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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