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季度我國固定資產投資
前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7.7%
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
聚焦經濟改革主動尋找倒逼改革的力量
本報記者 馬海鄰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在下月召開，會議將要勾勒一幅怎樣的未來10年中國改革藍圖，備受關注。近日，經濟學人上海圓桌會議聚焦國際國內經濟大勢，改革是水到渠成，還是險灘急流？
三中全會不會刺激增速
如今，社會已有共識：GDP不是越高越好，為提高質量寧可犧牲一些數量。但偌大的經濟體也必須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GDP降下去以后會否持續走低，仍令人擔心。
上海社科院劉熀松研究員一針見血地說，十八屆三中全會目的不是簡單解決經濟增長速度問題，而是為了解決改革開放30多年來累積的一些重大的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比如公平公正、收入分配的問題，環境方面生態文明、節能減排等。經濟上著重解決轉型問題，而不是從增長速度著手的。劉熀松判斷，整個經濟下行周期依然沒有結束。這一輪調整從2007年開始，最高時GDP增速超過13%，之后逐年下降，今年估計在7.5%至7.6%之間，還未見底。他認為要跌破7%，才有可能重新形成一輪經濟上行周期。這個底也許將出現在明后年，可能有一輪規模不會太大的經濟危機。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整個社會對經濟危機承受度容忍度將大大提高，是能夠容忍一次小型或者中型經濟調整。從經濟角度講，有利于經濟進一步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大家不用擔心。
結構性問題倒逼改革
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國平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作了一番梳理，簡而言之，發達國家好像在回升企穩，發展中國家卻普遍不太理想，今年比去年進一步回落。這種情況，與金融危機發生后的前幾年主要靠新興經濟體國家拉動全球增長比較，反轉過來了。
上海交通大學陳憲教授進一步概括為“全球經濟主題還是復蘇和再平衡”，再平衡就是要解決制度性的結構問題。金融業與實體經濟，或者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離問題，以及高杠桿率問題，這是兩個最重要的結構性問題。
解決制度性結構問題，改革是必須的。陳憲指出，現在，改革倒逼特征非常明顯。倒逼壓力，有來自外部的，比如嚴峻的社會經濟問題，不改怎么辦。但是我們也在主動尋找內在的倒逼力量，建立上海自貿試驗區就是主動開放倒逼改革。
陳憲還提出以減稅主動倒逼政府改革的建議。降低稅率，看起來是一個基礎性操作，看似治表，實則由表及里治本，就是通過管住政府怎么用錢，限制它的投資行為，讓民間經濟迸發活力。
說到政府與企業活力之間關系，上海交通大學潘英麗教授講了一個故事。最近她應邀去給某省的工業副市長們上課，先閱讀了對方發過來的一大堆省政府紅頭文件以便了解當地實際，上課她第一句話就問：你們是工業市長，那還有沒有農業市長和服務業市長？副市長們回答沒有，確實，工業市長實際上就是分管經濟的副市長，潘教授當場批評了這種政府招商引資的模式，在制造業嚴重過剩的背景下，許多地方還在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老路子，通過減免稅優惠政策來發展工業。“這條路肯定走不下去。地方政府通過政府主導項目拉動經濟增長，增長不可能再在這里找到更多動力。”
制造業過剩產能非常嚴重，之所以沒有出現大規模企業倒閉和大規模失業，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是銀行給這些本來要淘汰的企業繼續在輸血，延遲了問題暴露。指望地方政府通過基礎設施來對抗危機，或者來拉動經濟增長，實際上在傳統老路上走得更遠，也沒有前途。
自貿試驗觸動金融改革
自貿試驗區承擔著“試錯”功能，尤其是金融改革首當其沖。上海財經大學丁劍平教授說，試錯要有順序，金融產品核心是利率，利率市場化肯定要走在前面。他的擔心依然與政府不放手有關：利率市場化前提是金融生態，分析一下全世界利率市場化國家，很多國家都失敗了，就是因為沒有金融生態。如果沒有進一步的開放政策，自貿試驗區內難以建立起完整的金融生態，利率市場化很難推進。
上海社科院權衡研究員也認為，自貿試驗區可能帶來的最大紅利，是金融發展金融創新紅利，包括推動利率自由化、匯率市場化。問題在于，我們對接世界的過程中自身金融資產競爭力和資產質量究竟如何？中國的金融體系發展方式頗有問題，一是政府控制；二是過去十多年與房地產緊密相連，隱含巨大風險； 三是金融成為地方政府的巨大融資平臺，與地方債風險緊密相連。
復旦大學孫立堅教授同樣擔心中國的金融走不出怪圈，在資金泛濫的現狀下，很難把資金的韁繩拉回來，轉向為實體經濟服務，而可能完全用資金帶動市場繁榮。這種沒有實體經濟作根基的金融繁榮，是不可持續的，把金融繁榮錯認為這是經濟轉型所帶來的繁榮，就更糟糕。
值得贊賞的是，中國政府在今天面對國際國內雙重挑戰的形勢下，放棄了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來推動服務貿易和投資發展。相反，強調的還是怎么樣放松管制，把利率工具交給市場，把匯率工具交給市場，甚至把資本賬戶開放。把工具和大環境都交給市場了，你們做出什么樣的蛋糕，看你們的本事。相比于以前以低利率為要扶持的產業創造對外競爭優勢，如今的挑戰是在完全的市場環境下的，我們的應對思維也變得更加開放了。
思路開放，還必須經過實訓。孫立堅打了一個比方，花旗、匯豐、新展、東亞四大外資銀行很早就拿到牌照進入中國市場，監管者的用意也許是籠子里放進來四只大老虎，幫中資金融機構進行“野化訓練”。其實，四只大老虎在籠子里很溫順，它們非常清楚聽話的好處。如果中資機構被麻痹了，以為在中國市場上打敗了外資機構，出去也完全可以有競爭力，市場一旦打開，能否承受？監管模式也得改革，盡早搞清楚怎么把事前很穩步的監管做法，移到事中和事后。
疏通進出通道享改革紅利
復旦大學張軍教授為“轉型升級”作了新的解釋：今天的沖擊主要是成本沖擊，解決的辦法是淘汰很多企業，允許不盈利的企業退出，鼓勵一部分企業起來。進入和退出兩個機制都要暢通，才能脫胎換骨，形成良性循環。改革應該把這個通道疏通，讓沖擊也變成正面，讓我們走上一個新的臺階，有了轉型升級機會，這就是改革紅利。
改革的核心在哪里？不要具體講市場跟政府的邊界怎么劃，這沒人講得清楚，張軍說，公平競爭環境，才是改革最核心的問題。國有非國有企業不公正待遇問題，準入的問題，融資的問題，國有企業本身問題，都應該放在這個架構里面。中國要營造公平競爭環境，讓那些不好的企業，不管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能夠倒掉。同時有一個基礎鼓勵更多創新型企業崛起。
張軍說，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力仍非常高。如果新一輪改革能夠創造更好的公平競爭環境，釋放企業活力，中國有望在未來10年保持較快的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