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張聞天在整風日記中,曾寫下這樣一段話:“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這是一個重要親歷者對遵義會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如實評價。

　　遵義會議前,黨內軍內對“左”傾錯誤危害的認識日益清楚

　　在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央紅軍先后經歷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長征初期的一連串失利。特別是湘江戰(zhàn)役之后,紅軍廣大指戰(zhàn)員對“左”傾錯誤的不滿和質疑到了頂點,一些曾經支持“左”傾錯誤的黨和紅軍高層領導,開始重新認識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在朱德和周恩來的推動下,會議破例請毛澤東參加。毛澤東在會上力主實行戰(zhàn)略轉兵,改變紅軍行動路線,向西進入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以爭取主動。這一建議得到與會多數(shù)同志贊同,但博古、李德等人仍然堅持原定的向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

　　紅軍究竟該向哪里走?圍繞這個問題的爭論仍在繼續(xù)。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接受毛澤東的主張,決定改變前進方向,到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qū)創(chuàng)建新蘇區(qū)。

　　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軍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12月20日,中央軍委縱隊到達黃平,張聞天、王稼祥商議支持毛澤東出來指揮。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傳開,大家紛紛表示贊成。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貴州猴場召開會議,重申黎平會議決定。隨后,紅軍渡過烏江天險,于1月7日占領遵義。

　　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多數(shù)與會同志支持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這次會議被永遠載入史冊。

　　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洛甫(即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fā)、凱豐;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紅1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紅3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紅5軍團政委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的伍修權列席會議。

　　會議中心議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失利的教訓。

　　在第一天的會議上,博古首先作主報告,他片面強調失敗的客觀原因,而沒有認識到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指出失敗和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同時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張聞天按照會前與毛澤東、王稼祥商量意見,作了反對“左”傾冒險主義軍事錯誤的報告。張聞天的發(fā)言邏輯嚴謹,措辭激烈,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

　　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fā)言,系統(tǒng)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一系列錯誤,具體闡述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和當前應采取的軍事方針。

　　王稼祥隨后在發(fā)言中也嚴厲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表示支持。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多數(shù)與會同志的發(fā)言,都不同意博古所作的主報告,支持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意見。

　　遵義會議后,“新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

　　1月17日深夜,遵義會議閉幕。會議做出了四項決定:一是選舉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三是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進行調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根據(jù)會議決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調整,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協(xié)助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決議》從正反兩方面總結了紅軍反“圍剿”作戰(zhàn)的經驗教訓,肯定了毛澤東等在領導紅軍長期作戰(zhàn)中形成的基本作戰(zhàn)原則,嚴肅指出博古、李德要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負主要責任。

　　隨后不久,中革軍委設立前敵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決定,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也被稱為“新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

　　遵義會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歷史上的一次偉大轉折。

　　在中國革命最危急的關頭,遵義會議集中糾正了“左”傾軍事錯誤和宗派主義組織錯誤,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長達4年之久的統(tǒng)治,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黨重新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

　　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zhàn)爭的重大問題,標志著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完全可以獨立地承擔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從此,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路線,開始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這為奪取長征的勝利,開創(chuàng)中國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馬衛(wèi)防、楊茹、婁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