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高校智庫建設與國家需求和實際問題相脫節(jié)？

　　當下高校辦智庫是不是“過熱”？這是近期的一個熱門話題。有觀點認為，大學如果對建設智庫傾注太多的精力，是大學重心的錯位；也有觀點認為，高校智庫與國家需求和問題相脫節(jié)，在智庫定位上不匹配。究竟該如何看待高校建智庫？高校建智庫應該怎么建設？

　　27%的高校設有智庫

　　2016年，高校智庫建設數(shù)量可觀，高校智庫集群初步形成。

　　2016年12月17日，在南京大學舉行的“2016中國智庫治理論壇”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自2016年9月28日“中國智庫索引”（CTTI）上線并向被收錄來源智庫開放端口錄入數(shù)據(jù)以來，截至2016年12月12日，已收錄來源智庫489家，其中，高校智庫共有255家，占52%；黨政部門智庫68家，占15%；社科院智庫46家，占9%；黨校行政學院智庫44家，占9%；社會智庫36家，占7%；媒體智庫11家，占2%。

　　但是，相比高校龐大的智庫數(shù)量，255家這個數(shù)字并不驚人。

　　據(jù)統(tǒng)計，目前我國高校智庫約為700個，這些智庫主要集中在“211工程”及“985 工程”高校。簡單計算，入圍CTTI的高校智庫占比全國高校智庫36.4%。這也就意味著，列入CTII的高校智庫僅三成多，不少高校智庫并未列入CTTI。

　　高校是否存在智庫建設“過熱”？根據(jù)教育部公布的2016年正規(guī)大學名單，截至2016年5月30日，全國高等學校共計2879所。其中，普通高等學校2595所（含獨立學院266所），成人高等學校284所。拋開成人高等學校，700家高校智庫占2595所普通高等學校的百分比約為27%。從這一統(tǒng)計口徑來看，占比并不大。

　　“從服務于中央和各級地方黨政系統(tǒng)的決策看，這個比例還算正常。關鍵在于，這些智庫的水平和影響力如何？衡量智庫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對政策過程的影響力。”中國人民大學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楊宏山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

　　“智庫熱”是大學重心的錯位？

　　智庫將各學科的專家學者聚集起來，運用他們的智慧和才能，為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發(fā)展提供滿意方案或優(yōu)化方案，是現(xiàn)代領導管理體制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5年1月，中辦、國辦印發(fā)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將高校智庫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重要力量，與黨政智庫、科技和企業(yè)智庫、民間智庫一道，進行總體規(guī)劃，明確了建設目標和要求。

　　目前，從全國高校的智庫建設和影響力來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和南京大學等國內一流大學出現(xiàn)的智庫處于我國高校智庫水平的前列。

　　與其他類型智庫相比，高校建智庫的好處顯而易見。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長徐青森日前撰文闡述了高校建智庫有四大優(yōu)勢：一是人才密集。高校有63萬人的社科隊伍，是我國智庫建設中最為重要的一支生力軍。二是知識儲備雄厚。有最為齊備的學科體系以及幾乎涵蓋所有重大問題研究的研究基礎。三是科學客觀。與黨政智庫相比，大學離政府不是那么近，也不像有些社會智庫離得那么遠，這種適當?shù)木嚯x使得高校智庫更易于對政府決策做出客觀分析和提出科學合理建議。四是體制靈活。與黨政智庫和黨校社科院智庫相比，高校在創(chuàng)新智庫的運行和管理體制方面有著更多的操作空間。“可以說，高校智庫最有可能建成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

　　但是，有人擔憂高校建智庫會“過熱”。有評論認為，“智庫熱”是大學重心的錯位，“例如，有的頂級高校公開強調，要舉全校之力建好某某智庫。要知道，大學的首要任務乃是教書育人，其次才是基礎研究，最后方為政策研究。舉全校之力發(fā)展以政策研究為主要任務的智庫，屬于典型的本末倒置。”

　　對此，楊宏山表示，智庫與高校的定位并無根本矛盾，高校的定位很明確：本位是教育和學術研究，同時也有社會服務的功能。“高校提供社會服務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科研影響決策、引領社會。毫無疑問，高校建設這種有思想、有影響的智庫，具有自身的優(yōu)勢。目前來看，對于大學而言，智庫成果很多是一線科研產生的連帶產品，本身就是科研的一部分。”

　　一位不愿具名的專家對此表示：“教學對高校老師而言，是剛性的，是不會打折扣的，該上的課老師不會不上而去做研究。實際上，高校智庫的一些研究如果做得不錯，反而對教學有好處，可能讓他的教學更貼近現(xiàn)實、更生動。”

　　與國家需求和實際問題相脫節(jié)？

　　為政府決策建言是高校智庫的重要價值之一，如何充分發(fā)揮價值作用，是高校智庫建設需要思考的問題。

　　河海大學講師朱宏亮甚至提出，絕大部分高校智庫與國家需求和問題相脫節(jié)，在智庫定位上不匹配。朱宏亮在文章中列舉的數(shù)據(jù)顯示：近5年來，我國高校人文社科領域共出版著作約15萬部，發(fā)表論文約158萬篇，其中在國際刊物發(fā)表約2萬篇。“但這些研究成果轉化為公共政策建議的僅有6萬余份，得到中央領導批示或者被省部級以上部門采納的更少。”

　　但第二屆中國大學智庫論壇年會的數(shù)據(jù)顯示，“十二五”期間，中國高校累計提供咨詢報告和政策建議4.3萬余份，有2.2萬余份被采納。據(jù)此計算，采納率高達51%。

　　從數(shù)據(jù)上看，不同的維度和計算方法得出的結果差距甚大，無法得出相對客觀的結論。

　　楊宏山表示，國家治理需要多樣化的智庫，有側重對策層面的研究，有側重戰(zhàn)略層面的研究。“高校智庫因為跟政府的距離稍微遠一點，要跟政府智庫在功能上有所區(qū)別，高校智庫在戰(zhàn)略性、思路性、方向性、前瞻性方面有它的特殊優(yōu)勢，因此，高校智庫發(fā)揮戰(zhàn)略思維方面的優(yōu)勢，這樣也更能發(fā)揮大學的優(yōu)勢。” 楊宏山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但高校智庫與國家需求相比，的確還存在許多不足。北京師范大學校長董奇曾指出，目前高校智庫“命題作文”較多，成果多是修補式、解釋式的，研究還是偏學理性，而且以個體式研究為主，缺乏協(xié)同攻關。實際上，智庫研究的問題多是綜合性的，需多學科、多單位聯(lián)合才能高質量完成。

　　楊宏山強調，高校智庫不是用來裝飾門面的，高校智庫既要“頂天”又要能夠“立地”，“頂天就是戰(zhàn)略思維，包括國家發(fā)展或者地方發(fā)展的戰(zhàn)略思路；立地就是要接地氣，要有可行性，要在現(xiàn)實中可以實施，而不能空中樓閣沒有根基。”

　　我國知名高校智庫發(fā)展歷程

　　1986年

　　清華大學創(chuàng)立了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2000年又發(fā)展成立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胡鞍鋼擔任首任主任。該中心著眼于中國改革與發(fā)展中的重大戰(zhàn)略問題研究，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全面、及時和高質量的科學決策參考。

　　1994年8月

　　北京大學成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為中心主任。在此基礎上，學校又于2008年10月成立了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研究重點是綜合性社會科學。1999年3月，北京大學首都發(fā)展研究院成立，是北京市委、市政府與北京大學共建的服務于首都發(fā)展的研究、開發(fā)機構，是北京市與北京大學全方位合作的重要平臺。

　　1984年

　　復旦大學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該中心曾停止運行一段時間，2000年2月，復旦大學重建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后改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經濟學領域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2001年2月

　　南京大學經教育部批準成立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心，這個國家級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以研究我國（重點是長江三角洲地區(qū)）經濟運行、經濟發(fā)展和有關的社會問題為重點。

　　2007年5月

　　北京大學成立國際戰(zhàn)略研究中心，之后在2013年10月改名為北京大學國際戰(zhàn)略研究院，著名國際政治學家王緝思擔任院長。其研究重點是對當今中國所處的國際環(huán)境以及相關各國的國際戰(zhàn)略進行分析。

　　2013年1月

　　中國人民大學與上海重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聯(lián)合創(chuàng)辦重陽金融研究院，致力于對經濟社會熱點進行深度剖析。2013年6月29日，作為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國家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當天在京成立。人大國發(fā)院致力于發(fā)展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服務于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與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