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條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我們必須深刻把握法治與德治的辯證關系，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智慧養分，堅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設和德治建設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實現法律和道德相輔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斷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

　　深刻把握法治與德治的辯證關系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法律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撐，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法治和德治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任何法律都有一定的道德屬性。習近平同志指出：“以法治承載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撐。法律法規要樹立鮮明道德導向，弘揚美德義行，立法、執法、司法都要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要求，都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其中，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法律凝結著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和道德規范，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法律都有一定的道德屬性。社會主義法治要成為良法善治，自然也要具有道德屬性。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層面：它是對實現自由、平等、民主等道德價值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需要以相應的、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道德規范作為評價標準；它既是對公共權力的保障，也是對公共權力的限制，具有既保障權力得以有效行使又保障權力不被濫用的政治倫理品質；它是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障，內在地包含著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取向。法治必須建立在道德基礎上，離開道德的法治會對社會造成嚴重損害。

　　道德為法治創造良好人文環境。習近平同志指出：“要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為全面依法治國創造良好人文環境。”制度需要人來執行，好的制度是不會自動變成現實的。人們只有在道德認知與道德情感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建立和強化法治信念。法治信念是對法治所蘊含的價值觀高度認同的心理機制，它能激發人們以法治觀念指導和規范行為。法律和道德，一個是硬約束、一個是軟約束，一個是他律、一個是自律，僅僅依靠強力推行的外在制約會削弱人的自覺性。道德則將外在的法律規范轉化為內在的自我約束，促使人們主動認識自己的責任與義務、自愿選擇有道德的行為。一個人的道德覺悟提升了，就會自覺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全社會的道德水準提升了，法治建設才會有堅實的基礎。

　　法律和道德可以相互轉化。法律和道德都植根于一定的歷史文化環境與社會環境，文化的演進、社會的發展推動法律和道德的發展。考察人類歷史會發現，法律和道德之間呈現一種流動的邊界：一些道德規范“流動”到法律規范之中，這是道德轉化為法律；一些法律規范“流動”到道德規范之中，這是法律轉化為道德。這說明法律和道德之間沒有一成不變的分界線，其雙向“流動”的目的是為了與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比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誠信原則逐步從經濟活動的倫理要求演變為一條重要的法律原則。

　　汲取為政以德、德主刑輔的中華優秀傳統治理文化滋養

　　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些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可以從為政以德、德主刑輔的中華優秀傳統治理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為政以德歷來是對為政者的品格要求。我國古人早在西周時期就意識到，決定政權興亡的主要不是外在力量，而是人自身德行的好壞。我國古代在選拔人才時，大都把“德”放在第一位。《周禮》記載，鄉大夫每年正月都要對本鄉人才進行考察，“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諸子百家談到選拔人才的標準，一般也以德為先。管仲講“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孟子認為“唯仁者宜在高位”，荀子主張“論德以定次（爵位次序）”，等等。孔子說，“政者，正也”，即政治就是要讓國家和民眾都行正道，而為政者自己的德行尤為重要，因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即為政者的道德作風好比是風，老百姓的道德作風好比是草，風往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上行就會下效，正人先要正己。“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者以身作則，用道德來治理國家，自己就會像北極星一樣，其他人都會環繞著他，這就是“為政以德”的力量所在。

　　德主刑輔是我國古代基本的治國方略。儒家治國理政思想既強調“以德治國”，又不排斥“法治”，主張“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孔子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他認為，法律和刑罰并不能從根本上維護社會秩序，人們的道德面貌在維護社會秩序中有著更根本的作用。如果不重視道德教化，一味依靠刑罰等強制手段制服違反法律的人，人們就不會認為違反法律是可恥的，就不可能在內心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而只是力求逃避法律的懲罰，想方設法鉆法律的空子，甚至陷入違法犯罪的深淵。德治之所以能起到治本的作用，是因為它能使人樹立羞恥心；一旦人皆知恥，國家治理就不難了。我國古人認為，禮和法都是治國所必需的，但二者各有所長：禮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導，讓民眾在生活中有所遵循、形成良好社會風氣，而法是在少數人突破法律底線后采用的強制手段。從孔子提出“寬猛相濟”，到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從荀子提出“隆禮重法”，到漢代董仲舒強調“陽為德，陰為刑”；從唐代提出“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時期一直延續德法合治，都體現了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治國之道。

　　堅持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習近平同志強調，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對治國理政規律的深刻把握。法治與德治就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不可偏廢，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需要法治和德治兩手抓。

　　以道德滋養法治。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在道德體系中體現法治要求，發揮道德對法治的滋養作用，努力使道德體系同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銜接、相協調、相促進。”綿延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包含著豐富的德治資源，也包含著豐富的法治思想，這些都是涵養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重要源泉。應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入挖掘其中蘊含的“緣法而治”“法不阿貴”等思想精華，使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發揚光大。道德教化是教人求真、勸人向善、促人尚美的過程，也是培育法治精神的重要方式。要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注重培育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各行業的職業道德規范，各地的市民公約、鄉規民約，以及學生守則等行為準則，都應把尊法守法作為重要內容突出出來，強化人們的法治觀念、法治意識。

　　以法治保障道德。習近平同志指出，“要運用法治手段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對突出的誠信缺失問題，既要抓緊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又要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懲戒機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在現代社會，征信系統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約束人們的行為，保障社會的和諧運行。維護征信系統，就離不開對違法背信行為的制裁。如果不對挑戰誠信底線的失信行為加以懲戒，損害的就不僅是受害人的權益，還有司法公信力和權威、社會公平和正義。2014年，國務院出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明確了四大領域34項重要任務；2015年，38個部委聯合簽署《失信企業協同監管和聯合懲戒合作備忘錄》，對失信當事人進行聯合懲戒，這些都是要通過法治的剛性，引導人們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法律不僅要懲劣行以示警戒，還要彰善舉以揚美德。比如，我國大多數省區市都制定了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的政策法規，目的就是為了保障好人的合法權益、褒揚好人的道德行為，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

　　發揮“關鍵少數”的作用。風成于上，俗化于下。領導干部在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中應發揮關鍵作用，帶頭走正路、干正事、揚正氣，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當今時代是法治時代，衡量領導干部是否稱職，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看其有沒有法治思維、具不具備法治能力、能不能堅持依法辦事。領導干部只有牢牢把握“法定職權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基本要求，自覺做到用權為民不偏向、用權依法不出格、用權廉潔不出軌，才能確立法治權威，影響和帶動更多人培養踐行法治的高度政治自覺和行動自覺。同時，領導干部在道德上要始終以高標準要求自己，自覺遠離低級趣味，自覺抵制歪風邪氣，時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眾，努力使自己德可為師、行可為范，充分彰顯共產黨人的人格魅力。

　　（作者為清華大學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7年02月14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