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歷史記憶：讓百萬農奴站起來的偉大壯舉

　　1959年3月28日是西藏地方歷史上一個具有劃時代偉大意義的日子，這一天中央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其職權，領導西藏各族人民一邊平叛一邊進行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存在千年、業已走向腐朽沒落的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使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當家作主，西藏地方社會實現了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革，迎來一個不斷走向發展進步富裕文明的新時代。

　　達賴集團農奴主勢力為舊西藏政教合一封建農奴制度做了許多美化工作，最擅長的就是以當時西藏地方幾乎全民信教為說辭，把舊西藏描繪成人們追求精神平和、心靈純凈的理想王國。但是，卻被無數鐵的事實無情打臉。1959年8月到西藏實地采訪的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當年出版的《百萬農奴站起來》一書中保留下大量真實案例，說明農奴制度的黑暗和僧侶貴族的齷齪：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在借給農奴糧食種子時，用能盛25斤的小斗稱，而收租時則用能盛32斤的大斗量。年輕僧人洛桑德烈控訴上層僧人：在講經時說過大量善待生靈的教誨，卻從未見過哪個上層喇嘛對窮困僧人發過慈悲，哪怕是少打窮困僧人幾鞭子也好；從未見過有上層喇嘛給挨餓的窮困僧人吃的食物，而他們對待世俗信徒同樣沒有慈悲，甚至更壞。更令人發指的是哲蚌寺一個名叫欽沛次美的喇嘛，占有一座三層樓房，擁有十個仆人，據他的弟子說，35年間他強奸婦女成百上千，即使晚年視察莊園時還要求農奴女子陪床，甚至企圖強奸其管家的妻子，當管家夫婦指控他時，反而遭到極端報復，給他們實施“剝皮刑”，然后將他們流放荒無人煙的那曲地區。至于砍手、剁足、挖眼，致人殘疾則是寺院農奴主處罰農奴常用的手段。號稱學經場所的寺院，絕大多數入寺的農奴子弟依然是不識大字的文盲，只是會干活的工具。農奴們無從選擇，因為“無主人的農奴無法生存”，誰都逃不出三大領主的掌心。

　　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消滅封建農奴制，既是建立新中國的共產黨人救貧苦大眾于倒懸的使命所在，也是維護國家統一、促成民族團結的必然要求，因為在這些對普通農奴殘酷無情的上層封建農奴主當中，相當一部分也是帝國主義勢力豢養下的分裂主義分子。實行民主改革，廢除舊西藏的人身依附制度，是符合人類歷史的發展潮流，順應全國各族人民，特別是西藏地方尚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百萬農奴意志的偉大革命。此外，廢除農奴制還是《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中規定了的內容。

　　1951年5月23日“十七條協議”簽訂后，中央政府履行規定，投入巨大人力和財力修建青藏、川藏公路，在拉薩和日喀則修建發電廠、醫院、學校、實驗農場，給農民無息良種貸款，贈給農民大批改良農具。但是保持著“現行政治制度”的噶廈政府和上層貴族，不僅拒不執行協議，阻撓將藏軍改編為人民解放軍，還煽動民族仇恨情緒，造謠稱“漢人醫院毒死人，漢人學校蠱惑人的靈魂”，政府贈送給農民的改良農具會使“土壤中鐵毒”等等，還扣留修建試驗農場的土地，直到和逃亡西藏的四川康區叛軍同流合污，公開發動武裝叛亂，企圖維持封建農奴制永遠不變。甚至還幻想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美國的支持下搞“西藏獨立”。但是，他們打著為“民族”、為“宗教”的幌子，干的卻是壓榨農奴、毀滅民族命運、踐踏宗教宗旨的壞事，叛亂活動只是上層農奴主和僧侶貴族策動，其少數追隨者死心塌地響應而已，不可能得到廣大農奴的擁護。叛亂者雖然殘酷無情、囂張自大，但是他們色厲內荏、外強中干，因為他們不得民心，叛亂活動終將不堪一擊、迅速滅亡。

　　正義事業和人心向背是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順利開展，取得偉大勝利的根本因素，而中央政府的方針正確、決策英明則是各項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中央政府嚴格履行十七條協議，在農奴主勢力依然反對進行民主改革的時候，內調大批人員，推遲改革時間。農奴主發動叛亂之后十日，他們在拉薩街頭為非作歹，為所欲為，但是解放軍依然保持著極大的克制和忍耐，既不希望擴大紛爭，也想讓全體民眾充分認清究竟誰是違背協議、踐踏公道的壞人。從1951年到1959年的8年中，中央政府在西藏逐漸開展各項發展事業，為各族人民做好事實事的同時，也不斷做進步上層的工作，還從投奔解放軍的農奴中培養起上萬名藏族干部，為即將開始的民主改革做好必要的組織和干部準備。

　　民主改革分步走、有區別的對待有效化解了各種阻力。通過實地調查和反復討論，中央決定民主改革分兩步進行：第一步是開展“三反”即反對叛亂、反對烏拉差役、反對人身依附和減租減息。在農村，對于參加叛亂領主的土地實行“誰種誰收”的政策；對于未叛亂領主的土地，實行“二八減租”即領主得二成，佃戶得八成。同時，解放家奴，廢除人身依附。在牧區，對于參加叛亂牧主的牲畜，由原放牧的牧民放牧，收入歸放牧的牧民所有；對于未參加叛亂牧主的牲畜，仍歸牧主所有，但減少牧主的剝削，增加牧民收入。第二步對參加叛亂領主的生產資料實行沒收，分配給貧苦農、牧民；對于未參加叛亂的領主，采取贖買的政策，國家出錢贖買他們的生產資料，無償分配給貧苦農、牧民，農、牧主也分得一份生產資料。“甚至連那些隨叛亂分子逃到印度的人，只要不是叛亂的首領，也為他們保留了一份土地，等待他們回來耕種。”從而大大減少了阻力，保證了改革的順利進行。

　　民主改革還是一次思想大解放運動，上層貴族逐漸認識到農奴制的反動沒落，在黨中央實施的贖買政策感召下，留下自己喜歡和必備的物質資料之后，主動參與改革，將多余土地和生產生活資料分配給農奴，愛國上層阿沛·阿旺晉美、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等發揮了很好的示范和引領作用。上層人士還改變千百年來做體力勞動低賤的觀念，身體力行參加集體勞動，給拉薩大掃除，修筑灌溉渠，從事其他公益勞動。而貧苦的農奴和下層僧人也逐漸改變了自己的苦難是由于前世罪孽造成的認識，認清了農奴制才是一切苦難的根源，樹立起改變舊制度才能得幸福的信念。

　　獲得解放的農奴告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過去，人們不敢洗臉，因為管家會把這當作炫耀。如今人們一天洗好幾次臉，甚至還洗頭，洗臟襯衫了。”過去人們不敢大聲唱歌，因為頭人會斥責：“歌聲會招致天降冰雹”，現在則可以在田間地頭毫無顧忌地大聲歌唱。百萬農奴在民主改革后才體會到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尊嚴。斯特朗在她書的最后部分寫道：“西藏人民終于感受到了自由！從機場（當雄）到拉薩的路上，從那些衣衫襤褸牧民的身上，我們感覺到了這塊土地上的快樂在覺醒……”

　　民主改革已經過去了59年，西藏地方社會以及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我們享受今天富裕文明的發展成果時，不要忘記前輩們59年前那場驚天動地的偉大壯舉及其不朽功勛！

　　（作者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所長、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8年03月27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