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麗70年 奮斗新時代——基層蹲點調研】

　　光明日報記者 張蕾 光明日報通訊員 扈佳林

　　4月20日，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長征三號甲系列運載火箭完成第100次發射，成為我國第一個發射任務次數過百的單一系列火箭，也成為中國航天由大向強奮進的有力注腳。

　　成立于1957年11月16日的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所屬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火箭院），是我國第一枚長征運載火箭的誕生地。60多年來，隨著一次又一次發射任務的成功實施，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火箭院逐步成為我國最大的運載火箭研制基地。而這些奇跡的背后，是一群默默無聞的航天人，他們都在為實現航天強國的夢想而努力奮斗。

　　“我希望能為國家多做點事”

　　火箭院的主樓大門上，豎立著“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16個字——這是1964年4月，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工作進行到最后階段時，周恩來總理對當時參加研制的工作人員提出的寄望。

　　那個年代，既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供借鑒，也沒有先進的科研設備，如今已是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余夢倫，在當時和眾多年輕人一起，毅然投身于祖國的航天事業。鼓舞他們的是火箭院第一任院長錢學森的一番話。“他說他有兩個相信：相信中華民族有能力攻克科學的難關，相信廣大知識界人士都是愛國的。國家對我們那么信任，我們要好好地搞這個尖端事業。”余夢倫說。

　　1960年，24歲的余夢倫從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畢業，邁進中國航天的大門。那時的計算技術比較落后，彈道計算靠的是只能做加減法的手搖計算機，一條現在不到1秒鐘即可算出來的1059彈道，當時要花上2個多月。有一次，余夢倫在進行彈道設計時遇到一個棘手的技術難題，為了盡快驗證自己的設想和解決方案，連續幾周里，他幾乎一刻未曾離開過那臺手搖計算機。一次次計算、一次次修改，在計算機搖柄無休止的轉動中，時間也在悄然流逝……當余夢倫抱著一疊數據報告與同事交流分享時，大家驚奇地發現，一向清瘦的余夢倫，右臂比以前粗實了許多。同事和家人勸他多注意身體，他卻淡然地說：“這點困難算不了什么，我希望能為國家多做點事。”

　　而這一做，就是59個年頭。

　　回憶往昔的奮斗之路，余夢倫念念不忘我國仿制蘇聯第一枚導彈1059試驗成功的情景。為了不受外國欺負，毛澤東、周恩來、聶榮臻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下定決心勒緊褲腰帶也要搞出“兩彈一星”。老一輩航天人果然不負眾望，啃下了這塊硬骨頭。“1059讓我們入了門，中國人還真能干事。”余夢倫感慨，從那時起，他在導彈及火箭的彈道設計領域高歌猛進。

　　作為中國彈道領域公認的開拓者，余夢倫相繼提出和設計了低彈道、小推力彈道、亞軌道型停泊軌道、高空風彈道修正等方案，完成了多種型號的彈道設計任務，為長征火箭鋪設了一條條“通天之路”。

　　雖然為導彈和火箭設計了無數條彈道，但余夢倫的人生軌跡只有一條，那就是單調枯燥、在航天工程中不可或缺的彈道設計崗位。從優秀共產黨員到全國勞動模范，從博士生導師到中科院院士，余夢倫獲得過很多榮譽。其實他當過的最高職務，就是火箭院總體設計部十一室一組的工程組長，能夠調遣的人員也只是當時組內僅有的八九個人。

　　在我國航天事業從無到有的過程中，沖在最前線的是一大批以余夢倫為代表、內心激蕩著愛國情的有志青年，“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教訓時刻提醒著他們要盡己所能為建設強大的國防忘我奮斗。在他們這一代人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航天追夢人陸續接棒。

　　“沒事兒，得盡快把問題解決了”

　　在火箭院總體設計部十一室的載荷與力學環境工程組，人們總能看到一個身影。他并不高大，卻溫厚、豁達、謙遜而沉穩，年輕人尊稱他為潘老師，稍長點的同事則親切地喊他老潘。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潘忠文并不老，大家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他總在技術攻關中擔當重任，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

　　20世紀90年代，中國運載火箭已經躋身國際發射市場，24歲的潘忠文剛工作不久就跟著老專家，代表火箭方與國際衛星公司談判。幾輪談判下來，他發現大多數時候的協調都沒有效果，原因在于缺乏一項星箭界面力學環境測量共同遵守的準則。

　　為了打消外國人對中國航天技術的疑慮，使技術協調有章可循，潘忠文萌生了編寫一項國際標準的念頭。為此，白天，他帶著英文詞典奔波于圖書館和資料室之間，查閱先進國家的標準和準則；晚上，他守在電腦旁，用并不熟練的英語向國外專家虛心請教，一熬就是一整夜。這樣的工作狀態，他堅持了9年。

　　功夫不負有心人，這項標準發布后，很快成為我國航空航天領域的首個國際標準，并帶領中國航天走出國門。回首編寫標準的歲月，同事們不禁感慨萬分：“9年來，有多少人從他的身邊超越而過，走上型號、行政的領導崗位，可他仍然不為所動地堅持了下來。”

　　長征二號丙遙十二火箭發射成功后，型號總師給潘忠文發了一條短信：“非常感謝你這位大功之臣！”原來，2000年為提高運載能力，長征二號丙火箭整體加長，僅結構就發生了50%以上的變化。這讓型號總師為是否要做全箭模態試驗感到為難：做試驗，時間來不及；不做又沒有先例，風險無法說清。潘忠文提出了采用計算機仿真的方法代替全箭模態試驗的思路。

　　據型號總師回憶，那段時間，深夜走出辦公室，總會發現樓上房間的燈還亮著。上去一看，果然是潘忠文，就對他說：“小潘，別總這么加班，注意身體，我們還有時間。”可他總是抬頭笑笑說：“沒事兒，得盡快把問題解決了，不然心里總覺得不踏實。”沒過多久，潘忠文就用翔實、確鑿的分析結果打消了大家的疑慮，大大縮短了型號的研制時間，省下了千萬元量級的試驗費用。

　　在我國航天事業從小到大的過程中，沖在最前線的是一大批像潘忠文一樣胸懷科技報國之志的熱血青年，他們在專業領域奮勇爭先，突破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關，推動我國運載火箭逐步走上國際舞臺中央。

　　“爭取早日實現航天強國夢”

　　2018年，中國航天全年宇航發射次數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在火箭院總體設計部的年終總結大會上，首次設立的“領航功勛獎”被頒發給5位貢獻突出的員工，其中一位年僅30歲，名字叫曾耀祥。

　　載荷參數是火箭設計的重要依據。完成于20世紀60年代的“載荷設計方法”沿用了幾十年，而當前的新型火箭規模大、性能強，對設計提出了更高要求。曾耀祥從公認規范成熟的原有方法中發掘出精細化的突破口。2018年年底，他提出的優化方法獲得評審組認可，未來將應用在長征七號甲、長征八號、長征九號等運載火箭的研制中。擔任評審組組長的潘忠文認為，曾耀祥摸索出的新精細化方法對火箭發展很有意義，它使大型火箭的載荷降低15%左右，有效提升了新型火箭的運載能力。

　　從小懷揣航天夢的曾耀祥，如今已是長征七號運載火箭的技術骨干。

　　一次在海南文昌發射場出差時，曾耀祥突然得到消息：發射場氣象觀測站最新地面風速測量結果遠超預期，如此一來，從技術區到發射區垂直轉運的過程中，包括臨射點火前，突然增大的地面風很可能把火箭尾段吹垮，后果不堪設想。必須要按照新的地面風速開展載荷及結構設計。但此時火箭尾段已經交付工廠生產，怎么辦？型號負責人決定：既要保證研制進度不受大影響，又要開展地面風減載設計。

　　時間緊、任務重，作為型號主管設計，曾耀祥二話不說，選擇了迎難而上。在查閱了幾乎所有關于地面風載設計的文獻后，經過3個月的摸索，曾耀祥采用統計理論方法，系統開展了地面風統計及火箭發射概率研究，發現了海南發射場與內陸發射場地面風時空變化規律的差異，首次在火箭上開展了防風減載設計，給出了減載結構設計準則，巧妙解決了型號困難。

　　每一個時代的進步，每一次成功的突破，既需要繼承，也需要創新。在曾耀祥看來，對于80后甚至90后的年輕航天人來說，當下的使命就是不斷創新。“老一輩航天人的奮斗已經解決了有無問題，我們這一代人就是要在他們的指導下，繼續創新，提高火箭的設計性能，爭取早日實現航天強國夢。”曾耀祥說。

　　《光明日報》（2019年05月16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