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生長于中國社會土壤，形成于革命、建設、改革長期實踐，是植根中華歷史文化傳統(tǒng)、吸收借鑒人類制度文明有益成果豐富起來的，不僅保障了我國經濟快速發(fā)展和社會長期穩(wěn)定的奇跡，也為多元文明共生并進的人類社會發(fā)展增添更多色調、更多范式、更多選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13個方面系統(tǒng)總結和深刻闡述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yōu)勢，緊緊圍繞“堅持和鞏固什么” “完善和發(fā)展什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舉措，提出了把新時代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的根本要求，是我們堅定“四個自信”的基本依據。為深入學習宣傳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中央網信辦與求是雜志社共同組織“中國穩(wěn)健前行”網上理論傳播專欄，邀請思想理論界專家學者撰寫系列理論文章，今天在求是網推出第6篇，敬請關注。　　內容摘要：中國道路的成功有許多的制度性支撐，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安排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一切權力來自人民，人人享有依法行使權利和民主監(jiān)督的權利；民主不僅僅表現(xiàn)在政治選舉上，而是體現(xiàn)在經濟、文化、社會方方面面；重大立法重大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人民民主這些巨大優(yōu)越性，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凝聚民智，有利于凝聚共識、形成合力，保障中國取得巨大成就和持續(xù)穩(wěn)健前行。

　　中國道路的成功不是偶然性的“奇跡”，而是合乎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必然的合理結果。中國道路是獨特的，又是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的。中國道路的成功，在現(xiàn)實性上是與中國人民的勤奮勞動、創(chuàng)造性工作，與各級領導干部忘我的工作是分不開的，也是與黨和政府實事求是地適時地制定政策分不開的。然而，除了這些現(xiàn)實的原因，從長時段或深層次的意義上，中國道路肯定有更深的制度性原因。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說明中國人民為什么愿意這樣持續(xù)奮斗；只有好的制度，才能保持政策的順利實施和不斷完善。中國道路的成功有許許多多的制度性支撐，人民民主的制度性安排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

　　顯而易見，中國道路具有特殊的文明和民族特征。中國的民主制度有著深厚的文化根基。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深層文化是建立在一種關系性的形而上的思考基礎上的，而不是像西方文化那樣建立在某種單一實體性的“始基”、“本源”或單一的“神”之上的。在西方，作為絕對的基礎或創(chuàng)造者，真理是巴門尼德式的“一”，沒有給討論留下協(xié)商的空間。中國古代（如商朝）也曾經有“帝”和“天”的存在，但是在中國，“天”也好，“帝”也罷，并不是萬能的創(chuàng)造者和支配者，實際上是一種統(tǒng)治關系的象征，與民眾有著互動的關系，這是一種非常微妙的相互依存關系。“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帝”或“天”的統(tǒng)轄力量是建立在與人的關聯(lián)之中的，這種關聯(lián)就構成中國文明社會治理的互動協(xié)商性質。正因為如此，歐洲啟蒙運動前期伏爾泰等人曾經以理想化的中國“開明君主”與專制獨裁的西方君王相比，從而啟動了歐洲民主改革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是更加民主的傳統(tǒng)。

　　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把這種文化傳統(tǒng)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顛覆或轉換，權力的基礎和起點不再是“天”，而是“人民”。或者說，人民已經占居了“天”的邏輯位置，政府必須根據人民的意愿而行政。人民的需要是政府行政的起點，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成為政府追求的目標。可以說，人民答應不答應、人民喜歡不喜歡、人民滿意不滿意成為衡量和評價政府行政的標準。

　　2019年1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到上海長寧區(qū)虹橋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考察社區(qū)治理和服務情況。他強調，我們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在這里，“全過程的民主”準確地表達了中國人民民主的實質和追求。

　　從民主的主體上說，中國的民主是一切權力來自人民，而且人人都有享有依法行使權利和民主監(jiān)督的權利。中國的民主就是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另一方面，中國的民主又是在黨的統(tǒng)一領導下展開的，民主集中制保障了高效率。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體現(xiàn)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屬性，也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行、充滿活力的根本所在。

　　從民主的范圍上說，中國的民主不僅僅表現(xiàn)在政治選舉上，而是體現(xiàn)在經濟、文化、社會方方面面。中國的民主不僅是政治選舉時的民主，還有微觀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可以說中國人民在工作崗位上充分享有民主；譬如，我過去做過校長，每年都要向教代會匯報工作，而且接受教代會代表的咨詢和評價。有些國家的人民是有投票權，但是投完票還能做啥呢？

　　從民主的環(huán)節(jié)上講，中國所有的重大立法決策都是依照程序、經過民主醞釀，通過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產生的。譬如，2015年北京市在制定“十三五”規(guī)劃時參與討論和提出建議的人就達兩萬多人。在中國，出臺任何政策，都要經過反復論證，而且往往還在局部做試驗，看看還存在什么問題，群眾反映如何，這樣才能逐步推開。正如國外觀察者指出的：“中國經濟活力背后的真正秘密是‘引導創(chuàng)變’，即中央政府政策引導地方政策試驗。”中國的全過程民主是實實在在的制度性安排。

　　正是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保障了中國道路的成功。首先，這種制度能夠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中國道路就是億萬中國人民齊心合力奮斗出來的。中國的成功不是其他人的恩賜，而是中國人民艱苦奮斗的結果。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社會發(fā)展所依靠的應該是“行動著的群眾”。“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民齊者強”“上下同欲者勝”。人民群眾為什么愿意奮斗？因為制度保障了人民的權利。

　　其次，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中國人過去就常說，“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億萬群眾的智慧當然是非常可觀的智慧海洋。每個人都發(fā)揮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的時候，不僅有許多的新點子出現(xiàn)，而且還會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誤。中國道路的成功就在于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力得到了充分發(fā)揮和施展。

　　第三，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可以避免政黨惡斗式的對抗性競爭，從而能夠實現(xiàn)選賢與能和事業(yè)的連續(xù)性。西式民主是非此即彼的，而中國的民主是在所有選項中選擇最佳的方案。西式民主讓不同的黨派相互對立，為攫取權力而相互掣肘。中國的協(xié)商民主則集中力量辦大事。在選擇領導人時亦是如此，西方是按黨派，而中國是在協(xié)商過程中選擇最有經驗和能力的人。因此，西班牙的比埃托·魯維多在《阿貝賽報》撰文指出：“任人唯賢的制度使得只有最優(yōu)秀的人才能到執(zhí)政黨權力金字塔的最高層。”

　　最后，這種全過程的民主制度有利于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即凝聚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社會治理從不是單方面的行動，而是所有相關主體通過有效整合而形成合力的過程，只有建成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才能實現(xiàn)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文明，繼而實現(xiàn)國家的發(fā)展繁榮富強。

　　總之，中國道路和中國制度都是中國歷史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社會的產物。中國制度是適合中國實際的，中國道路的成功足以證明中國制度的顯著優(yōu)勢。履不必同，期于適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新時代，我們必須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一步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水平，繼續(xù)探索符合中國實際國情社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實現(xiàn)人民民主的自我完善、自我發(fā)展，推陳出新、穩(wěn)中有進，使全社會在保持秩序井然的同時更加充滿生機活力。（作者：韓震，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哲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