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的創作進入后期，進入下一階段的15年。林少華分析道：“其標志性作品是《奇鳥行狀錄》，這是一部真正的鴻篇巨制。”哈佛大學教授杰·魯賓認為這“很明顯是村上創作的轉折點，也許是他創作生涯中最偉大的作品”，看完絕對可以讓人三五天甚至一個星期緩不過勁來。
在這里，村上站在一個高度，一個多數日本作家不曾站過，甚至不敢站的高度，那就是他把強行剝奪個體整個自由的原因歸于日本戰前的天皇制和軍國主義。2002年的《海邊的卡夫卡》大體延續了這一主題。
經過2004年《天黑以后》這部實驗型作品后，2009年2月15日，村上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他在耶路撒冷受獎儀式上做了一個題為“高墻與雞蛋”的講演。
講演中，村上態度鮮明地表明了自己作為作家的政治立場：“假如這里有堅固的高墻和撞墻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這其實也是廣義上的愛，那種悲憫、同情心。當時以色列正在進攻加沙，不用說，他在以色列講演，當然是指以巴之爭的隱喻，高墻指以色列的軍事力量。
在林少華看來，村上文學是關乎靈魂的自由的東西。以“高墻與雞蛋”比之，前15年主要從雞蛋內部孵化靈魂的自由，后15年則設法在高墻面前爭取靈魂的自由。前者是“小資”，后者是斗士。二者都是村上，都是為了“靈魂的自由”。
除了林少華，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敬澤也對村上的文學表示欣賞。他曾于2013年在博客上發出一篇名為《巨獸或飛鳥——關于今年的諾貝爾獎答〈瑞典日報〉》的文章。
李敬澤認為：“村上其實是一個‘輕’的作家……但我還是希望本年的諾貝爾獎愿意冒著引起爭議的風險，給我們一個意外的驚喜。他的小說是全球化時代人的生存境遇的感傷寓言，對很多不同國度的讀者來說，他差不多就是這個時代的卡夫卡——在海邊、公寓、地鐵里的卡夫卡，穿白襯衫的卡夫卡，同樣陰郁但帶著商品的氣息。”
李敬澤說：“我希望，在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行列中有這樣一位作家，一位輕逸的作家……他的隱喻和修辭，豐富和拓展了無數人的自我意識。總的來說，諾獎的習慣性錯誤就是錯過輕逸和輕盈的作家，如博爾赫斯、卡爾維諾，一定程度上還有卡夫卡。現在讓我們看看，它是選擇巨獸還是選擇飛鳥。”
[責任編輯：郭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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