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綜合報道】1999年4月，北約在慶祝成立五十周年之際，已經完成冷戰后第一輪東擴。當時正在布魯塞爾常駐的筆者，在北約總部見證了波蘭、捷克和匈牙利三國加入北約的升旗儀式，歐洲媒體稱之為“正式按動中東歐回歸潮的按鈕”。北約提前按下的還有對南聯盟大規模轟炸的按鈕。這場代號為“盟軍行動”的轟炸從當年3月24日開始，持續78天，造成2500多名無辜平民遇難，100多萬人流離失所。這是北約首次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批準使用武力，而且針對的是一個對北約成員國并未造成威脅的主權國家。這一軍事行動表明，北約的發展邏輯開始變化，從冷戰時期以確保集體安全的軍事防御為主的戰略，轉為打著“肩負起人道主義干預使命”的旗號，開始將視線投向其傳統的歐洲防區之外。

　　北約給自己掛上了一塊人道主義的牌子而“復活”，美國也再次找到一個能將西方世界聚攏在意識形態旗幟下的抓手。但是，北約的擴張并沒有回答一個讓非西方世界最關心的問題——由誰來確定人道主義的危機，超越主權范圍而實施干預的國際法基礎又是什么？如果這都由美國和北約說了算，那就意味著只要它們認定是人道主義危機，就可以采取戰爭的手段來加以解決。難道這就是北約存在和擴張的邏輯？！

　　聽命于美國全球戰略的指揮棒

　　北約是戰爭的產物。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列強對勢力范圍和殖民地的爭奪引發的。戰機和大炮絕對不是用來作擺設的，列強們組建的任何軍事組織都會具有明確或潛在的軍事打擊和防范目標。布萊恩·羅珀在《民主的歷史：馬克思主義解讀》一書中這樣寫道，“在地緣擴張的這一過程中，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國家形成和疆域擴大及軍事實力都是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

　　自1949年成立以來，北約始終是維護和推行美歐冷戰戰略的軍事工具，但它同時又是一個政治集團，有著頑強的鞏固和推進意識形態的內在需要與動力。在最初的一段時間里，北約的主要任務是軍事防御，同時防止德國軍國主義“復活”。二戰留下的重要遺產就是美蘇雙方都認為對方會延續帝國的邏輯，并通過各種手段，包括戰爭來擴大勢力范圍。美國和西歐成員國對戰爭的恐懼使它們結為同盟。

　　從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北約與華約的對立和相互不斷升級的威懾，成為全球和平的巨大威脅。而之所以冷戰沒有轉為熱戰，也恰恰是因為雙方威懾力量的不斷升級，形成了“恐怖的平衡”，雖然也曾有過古巴導彈危機那樣驚心動魄的一刻。歐洲兩大集團的對立，成為基辛格“均勢理論”最好的現實體現。

　　北約作為一個政治集團，是要服務于意識形態的。二戰結束后，戰時的大同盟分裂為兩大集團，并劃分了勢力范圍，根本原因在于意識形態的不同，甚至敵對。當時，美蘇雙方均對對方存有極大的恐懼感。西方擔心的是蘇聯所堅持并試圖擴張的那一套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會破壞他們賴以生存并不斷擴張的西方文明的基礎。而蘇聯害怕的是瘋狂并導致戰爭的資本主義會席卷全球。它們同時認為，對方所推行的文明必將走向衰亡。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寫道：盡管我們與蘇聯在軍事經濟和政治上進行競爭，但意識形態是我們爭奪的根源。尼克松將冷戰時美國的戰略定義為三要點——威懾、競爭、談判。這三點之中，競爭才是最重要的。威懾和談判都是為了保持軍力、勢力范圍的均衡，擴大戰略影響力。無論是威懾還是談判，均是為在競爭中制勝換取空間和時間。

　　美蘇為代表的兩大集團在歐洲及其全球的爭奪，是戰后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主線，其中包含著深刻的不同意識形態的激烈撞擊，也意味著西方文明的全球擴張始終沒有停止，這一擴張也成為冷戰中很多局部地區出現戰爭的重要因素。北約作為軍事工具一直聽命于美國的全球戰略的指揮棒，其作用也隨著這一戰略的調整而變。但萬變不離其宗，只要美國不改變其維護全球霸權的“雄心”，北約也就一定會存在下去。正如半島電視臺高級政治分析師馬爾萬·比沙拉所說，北約是“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特權俱樂部的軍事力量”。北約東擴所帶來的勢力范圍的變化，更多的是包括了意識形態、制度，尤其是經濟金融及市場的擴張。

　　維持西方文明擴張本性的軍事工具

　　審視北約的擴張邏輯，首先要看的是歐洲地緣政治真正的分水嶺，即1990年10月的東西德合并。當時西德總理科爾說“歐洲一體化的腳步絕不會止于易北河”，可以想見，在此之前，歐洲中部的易北河被視為兩大集團的分界線。合并后的德國保持了北約成員國身份，進一步增強了北約的力量，加速了整個西歐、中東歐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認同感，也加固了它們的安全感。當1997年7月，北約馬德里首腦會議決定首批接納波蘭、捷克和匈牙利加入時，德國人興奮地表示：“這是德國自存在以來，第一次被盟友而非敵人包圍，它們不再視我們為威脅�！�

　　在北約東擴進程的背后，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的戰略主導。美國以此為抓手來調控北約，增強了對歐洲和全球的霸權操縱能力。1998年4月7日，美國常駐北約代表弗斯何波爾發表公開信，呼吁美國參院盡快批準北約東擴議案。他在信中說，去年歐美各報刊登的有關北約東擴的文章總數已超過1000篇，在美歐舉行的有關研討會也有300多場。這位大使的意思不言自明：“北約東擴的好處已被討論得很清楚，再也沒有什么好猶豫的了。”當年12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北約外長理事會上闡述了華盛頓對北約戰略調整的看法。她認為，應給北約“集體防御”的組織原則賦予“捍衛共同利益”的新解釋，使北約有能力對防區外的危機迅速作出反應。

　　歐洲的地緣政治由北約東擴開始發生重大變化，這些變化顯然和美國自冷戰開始以來在歐洲推進的戰略有極為密切的關系，而“老歐洲”的重新崛起同樣迎合并且加固了這種戰略的一致性，其核心是意識形態的一致性。這種意識形態一致性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西方文明擴張的本性，它從一開始就將征服世界作為使命。所以，作為軍事工具的北約，它的防衛是為了維護擴張能力的強大，而持續擴張則是一種內在需要。北約之所以對中東歐國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主要是它可以為那些剛剛從蘇聯東歐集團分離出來的國家提供主權保衛能力，減少有可能被侵略的恐懼感，同時北約也具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吸引力。

　　北約借東擴進行的調整還在于，它加強了對新歐洲成員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約束力，更強調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政治集團身份的一致性，要求新加入北約的國家解決好制度構建、邊界劃分和民族矛盾等方面的問題。這也是一些北約成員國一直不同意盡快接納烏克蘭的主要原因。從1952年北約吸收土耳其也可以看出今天的北約與當時的北約的不同。由于土耳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當時以軍事抗衡為主要戰略目標的北約沒有過多考慮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將其拉為盟友，以達到扼守蘇聯黑海艦隊進入地中海關口的目的。在后來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中，蘇聯提出的交換條件之一就是要美國撤回部署在土的導彈。后來不斷向西方靠攏的土耳其也申請要加入歐盟，但直到今天也沒有獲得批準。

　　“我如果吃不掉你，就打垮你”

　　北約一些專家當時提出，東擴最理想的結局就是，把完成“演變”后的俄羅斯納入歐洲體系，使歐洲成為一個“永久安寧的樂園”。但歐洲局勢變化的現實很快就表明，那不過是一個幻想而已。

　　美國總統老布什1989年提出“超越遏制”戰略，當時美國的解釋是：不單純遏制蘇聯擴張，而是“要把蘇聯融入國際大家庭”，把東、西歐融合成“完整的自由歐洲”。但布什的繼任者克林頓在沿著這一“既定方針”推動北約東擴時又調整了戰略目標，即“加強美國的全球領導作用”，“防止在歐洲或亞洲出現一個占據支配地位的大國構成對美國的戰略威脅”。

　　“我如果吃不掉你，就打垮你。”這就是美國對任何一個有可能挑戰其霸權地位的國家的戰略邏輯。北約的建立原本就不是為了通過合作去統一整個歐洲。北約的“首領”美國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和俄羅斯“平分天下”，它要的是：要么俄羅斯融入并服從于美國對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主導，要么就是將其徹底擊垮。北約的擴張有一個很頑固的邏輯，就是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打下的秩序，就應當是歐洲乃至全球的秩序，其他國家必須按照這個邏輯來發展，改造自己，遵守秩序，否則就有可能成為潛在的美國和西方的敵人。冷戰結束更使華盛頓堅信，北約捍衛和保護的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則可以推向整個歐洲大陸，推向世界，成為所有國家必須遵循的共同準則。這種認識也是當時出現的“歷史終結論”的原因之一。世界被簡單地劃分成了“民主”與“非民主”。美國的頑固邏輯并沒有止步于冷戰，相反，美國總是想著要給別國“更換政權”。

　　這樣的邏輯，也讓自稱防御性組織的北約，多次違背國際法，肆意對主權國家發動戰爭。500多年來，“被西方發現”的世界再次發現，擺在它們面前的是兩條路：要么就是跟著西方走，按照西方的標準實現民主化，要么就是必須承受西方不遺余力地通過各種陰謀和陽謀來推進的變革。就這樣，各種各樣因美國頑固邏輯而發動的武力打擊、挑起的“顏色革命”和滋生的恐怖主義不斷“折騰”著相關國家。

　　北約擴張的目標由此超越歐洲直接指向亞太，指向全球。21世紀已過去20多年，人類還帶著一個巨大的問號在艱難前行：不同文明、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政治體制、不同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能否和平相處，怎樣和平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