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炯/漫畫
面對國際糾紛，能否基于法理和普世原則而不是一腔情緒來處理與應對，是對全球化時代中國人現代公民特征的一個重要檢驗
從11月20日起，日本開始實施新的出入境管理法，要求16歲以上的外國人入境時必須摁手印留指紋，并拍攝面部照片。有日本華人警告，此舉在客觀上會形成某種社會性的歧視和偏見效應，在主觀上會給外國人尤其是華人造成心理壓力。至于流布于網絡上的一些中國網民的言論，則更是旗幟鮮明，保持了一貫高調的民族主義情緒。這讓人仿佛以為日本這項政策單是針對中國人的，仿佛日本政府在實施這一政策前，必將中國人與其他外國人區別開來，或予中國人以“特殊關照”似的。
中國人的敏感
難道國人的這種“超反應”，僅僅是因為對方是日本？“日本情結”的因素無疑是有的。在此之前，我們知道美國早已實施了這項政策，當然也引起了國際組織的抗議，但卻未見我們誰有這么大的反應或“心理壓力”，網上更是一片平靜。這種差別，雖然不是因為對方是美國而予以特別寬容，但必然是因為對方是日本而徒生憤慨。
不過，除了這種一言難盡的“日本情結”外，國人的這種“超反應”其實還有一貫的“歧視敏感癥”的原因。所謂“歧視敏感癥”，就是將個案放大至全局，將個人放大至群體；以為什么事都針對自己，無論發生什么事情，都覺得是別人欺負自己，于是就像刺猬那樣，滿身的毛都豎了起來。
做優雅的“普通外國人”
“歧視敏感癥”的說法，不是替日本“摁手印”做法辯護，而是要反思一個如何表達抗議乃至如何面對糾紛的問題。
以“摁手印”為例，假如一種抗議夾帶著太多民族情緒的成分，這樣的抗議其實是非理性的。全球67個民間組織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并將此聲明寄送日本法務大臣鳩山邦夫，以示抗議。這樣的做法足夠堅定而優雅。
因此，面對日本政府的這一規定，中國人能否將自己等同于“普通外國人”，或面對一些國際糾紛時，能否基于法理和普世原則而不是一腔情緒來處理與應對，是對全球化時代國人現代公民特征的一個重要檢驗。
大國崛起呼喚大國國民
中國人從唯我獨“中”、唯我獨“大”的虛枉的大國情結中走出，繼之以近現代史上苦難而悲情的經歷，又成功地走上了大國崛起之道，其間的毀與譽、榮與辱，使得中國的民族性格處于一個異常敏感的成長期。在這一階段，自信與自卑、理性與非理性交織纏繞，難以剝離，也自然而然地導致了一種以“受害者心理”為特征的“歧視敏感癥”。
就臨床心理學而言，受害者心理絕對稱不上一種健康的心理。而在全球日益關注中國崛起現象的時局而言，一個總是浸淫于“受害者心理”之中的大國，對于世界意味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大國崛起呼喚大國國民。但我們卻很難將一種“歧視敏感癥”視為大國國民應有的表現。如何更加理性和從容地面對世界，既堅定地捍衛基本價值，也恰如其分地表達自身的訴求與立場，即充分了解世界的變化，也能夠適時做出恰如其分的反應。如果說國人在日本政府“摁手印”政策上有什么值得反思的東西，那無疑正在于此了。(作者：楊耕身，系《瀟湘晨報》評論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