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女作家朱秀娟表示，加入中國作協，增強了自己對大陸文學界的“歸屬感”

　　不為官，即為民，前者為權重，后者稻粱謀，在中國，大多數組織這樣黑白分明地存在著。但中國作家協會(以下簡稱“作協”)卻是個例外。“作家”一詞賦予它自由浪漫的理想色彩，但對資源和權力的依賴卻是其神秘而尷尬的背面。而它在民間的態度投射，以2007年為分水嶺，也幾乎斷為兩截——從 “專業權威”到“人人可罵”(作家陸天明語)。而自鄭淵潔退出、韓寒痛批、郭敬明入會、金庸捧場等紛擾之后，首批臺灣作家的加入，更令作協在組織層面，多了些若有若無的政治意味。 

　　臺灣作家尋找“歸屬感”

　　6月23日，陳映真、朱秀娟和莫那能三位臺灣作家加入作協。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臺灣作家首次入會。

　　如果說去年此時以金庸為首的香港作家加入作協激起的尚是文學功用的討論，那么此次“臺灣作家進來”引發的勢必是更為復雜的情緒，在文學意義之外，政治已不可避免地粉墨登場——盡管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新聞發言人陳崎嶸強調“發展臺灣會員主要從文學上考慮”，是“天時、地利、人和”。但他同時也說：“(臺灣作家入會)這個工作做好了……對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也發揮一點作用。”臺灣大眾文學女作家朱秀娟則表示，加入中國作協增強了自己對大陸文學界的“歸屬感”。

　　目前，臺灣媒體并未太多關注此事，原因可能在于除了久病的“鄉土文學”作家陳映真之外，朱秀娟和莫那能在臺灣文壇“并不算太出名”。就連臺灣排灣族盲詩人莫那能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時也承認自己有點“心虛”，“畢竟我并不是什么有名的作家，臺灣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我的名字。”

　　但在介紹三位作家入會的大陸作家陳建功看來，莫那能的詩有著“很大的影響力”，而“中國作協領導經過討論也認為，三位作家都是有相當文學成就和影響的中國臺灣作家。”

　　據陳崎嶸和陳建功介紹，女作家朱秀娟在臺灣被認為是婦女代言人，多次往返兩岸，是現代文學館常客且有大批捐贈；而陳映真更是頻頻和大陸作家交流，主張“中國文學論”，反對文化“臺獨”；而莫那能則對臺灣少數民族問題有深刻認識，對祖國有著熾烈的感情。

　　“他們加入作協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情，我相信他們加入后，也會有許多作家提出這樣的要求。”陳建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圍城效應

　　近年來，有人進有人出，作協幾乎成了一座“圍城”。同樣是“80后”，韓寒憤然遠離，而張悅然、小飯、郭敬明等相繼入會。在圈內，2003年，“為了保持作家應有的尊嚴，抗議腐敗氣息”，湖南作家余開偉退出湖南省作協。同年，作家黃鶴逸退出湖南省作協，山西省作協原副主席李銳、張石山辭職并退出中國作協。其后，鄭淵潔先后退出北京市作協、中國作協。然而，在圈外，無數人希望躋身這一全國最大的作家組織。據統計，2001年到2006年以來中國作協新增會員1661人，申請人數逐年上升。據陳崎嶸透露，經過公示，2010年共有378人新加入中國作協，會員已達到9301人，到省一級有5萬多人，地級市和縣級更多。

　　那么，作協到底是怎樣的組織，為何有人避而遠之，有人擠破腦袋要加入？

　　對于作協的機構屬性，陳崎嶸這樣定義，中國作協從中國文聯分出后仍屬于正部級單位，這意味著在中國，作家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協會的藝術家。而評論家梁文道則通俗地形容，作協是“讓作家(尤其是專職作家)變成公務員”的機構。“三級作家、二級作家與一級作家有很實際的差異，他們領的薪資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醫院也不同。而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為官僚體制的等級，例如王安憶，貴為上海作協主席、全國作協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當于副部長的級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