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人看臺灣：那些年 在日本與老師并肩作戰

　　美玉老師出境前生活在高雄，她家算是大戶，房地產不少。可她不愿回臺灣居住，因為“社會太腐敗”。我曾以為老師是“哈日”一族，但是她卻讓我看到在原則問題上她是如何與日本人據理力爭的。

　　我和美玉老師討論這個問題時，時值1988年末，日本裕仁天皇正病入膏肓，日本社會又掀起了一股論戰：“裕仁天皇是否負有戰爭責任？”這位在戰爭期間擁有日本最高決策權的國家元首，正在被輿論鼓噪成“與二戰中日本的一系列罪行無關，他受制于軍部及政府壓力，才違心做了許多事�！�

　　我和美玉老師及我們所認識的大陸和臺灣同學，無不氣憤之極。我記得老師曾義正詞嚴對她的日本同事說：“僅就管理學而言，也是權力下放，而責任不可下放。做為最高統領的天皇怎可對他同意并簽署的事情不負有責任？”質問得同事們面面相覷，無以言對。

　　智能勇氣贏得尊重

　　當時，我所在之研究生院只我一人是大陸來的學生。有幾次在公共活動室與日本同學辯論“天皇之戰爭責任”、“日本侵華之罪責”，雖然面對20幾位日本同學，但我知道，美玉老師，以及許多臺灣和大陸的同學們都在我身后，在向日本社會討還公道上，我們是同一條戰線的盟友。每次辯論后，我都興奮地向老師報告，她也給我出主意，出觀點。同時，分享她的戰績。如同我們在各自的大學里“并肩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