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干班”第一期118名學員中閩籍學員有31人。（資料圖片）

　　老臺胞觀展感慨萬千。（資料圖片）

　　來自福建的建議多被采納

　　22日，“海峽壯歌——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暨臺灣光復70周年檔案圖片展”在北京開幕。展覽敘述了從1895年日本侵占臺灣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臺灣光復期間，閩臺兩地人民共同走過的抗戰(zhàn)歷程以及所取得的偉大勝利。除了共同抵御外侮，展覽的最后一個部分，單列一章《臺灣光復》，講述了一段有關閩臺共籌復臺、共建臺灣的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

　　時光隨著一張張泛黃的歷史照片倒轉(zhuǎn)回上世紀40年代。1943年12月，《開羅宣言》發(fā)表。其中，關于中國的領土主權(quán)問題，中美雙方同意：日本用武力從中國奪去的東北各省、臺灣和澎湖列島，戰(zhàn)后必須歸還中國。由此，當時的中國政府開始積極著手收復臺灣的調(diào)查研究和設計工作。次年4月17日，臺灣調(diào)查委員會設立，并任命曾任福建省主席、對臺灣情況較為熟悉的陳儀為主任，負責規(guī)劃臺灣的接收工作。

　　要制定接收方案，首先要充分了解和掌握臺灣的情況。省檔案局(館)巡視員林真告訴記者，當時重慶方面對臺灣的資料非常缺乏，實地調(diào)查又十分不便。閩臺曾為一府，歷史淵源深厚，福建長期致力于臺情資料的收集與研究。因此，應臺灣調(diào)查委員會之請，當時的福建省政府很快就提供了 《臺灣法令輯覽》 《臺灣考察報告》 等大量匯編資料。這些材料成為臺灣調(diào)查委員會制定接管計劃的參考教材。

　　1944年，當時的福建省政府機關刊物 《新福建》 推出“臺灣研究特輯”，陸續(xù)刊載 《閩臺關系論》 《認識臺灣》 等文，當時的福建 《中央日報》 還推出《臺灣光復運動紀念特輯》，刊載 《給革命的臺灣同胞》，對收復臺灣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在各方的呼吁推動下，研究臺灣、了解臺灣也成為當時福建各界的熱門話題。

　　同年4月，福建省臨時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大會通過陳村牧的《擬請中央恢復臺灣省制案》以及黃謙若提出的《關于發(fā)動研究臺灣問題，加強民眾意識》決議案等。林真表示，由于閩臺關系密切，對彼此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經(jīng)濟、社會情況十分熟悉和了解，因而福建各界上述建議大多被當時的中央政府采納吸收，成為接收臺灣和施政臺灣的參考依據(jù)。

　　赴臺的公職干部半數(shù)為閩籍

　　展覽現(xiàn)場，一份長長的統(tǒng)計表吸引了許多民眾駐足觀看。從這張 《光復初期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行政機關及市縣負責人籍貫與履歷表》 可以看出，在臺灣光復初期，行政長官公署的13個機關(不含直屬機關) 以及17個市縣政府的主管中，民政、財政等9個主要部門主管以及高雄、臺中等10個市縣長，都是從福建調(diào)去或曾在福建工作過的。

　　臺灣光復初期，福建為臺灣輸送了大批行政人才和專業(yè)技術人才。據(jù)1946年臺灣方面的統(tǒng)計，當時在臺灣公職人員中，閩籍干部達4771人，占臺灣各級機關公職人員的10.72%，占全部外省籍干部的一半。

　　“臺灣對赴臺人才的要求頗嚴，‘赴臺服務者通英語外，如不通閩南語，請勿前往或介紹’，因此福建自然成為人才的主要輸出地。”林真告訴記者，光復前后，福建對臺灣輸送的人才主要有五類，即高中級行政干部、軍警部隊、專業(yè)人才、師資與教育管理干部、高校畢業(yè)生。當時，赴臺行政干部培訓主要在重慶和福建進行，警察培訓則主要在福建進行，由此可見福建舉足輕重的地位。

　　泉州人阮傳發(fā)曾是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第二分校臺灣警察干部訓練班 (簡稱“臺干班”) 的一名學員，親身經(jīng)歷了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的全過程。阮傳發(fā)回憶說，當時大陸的接管人員初上寶島，飽經(jīng)戰(zhàn)患的臺灣同胞們驚魂未定，但當他們聽到這些“臺干班”成員竟然能夠和他們一樣說閩南話的時候，親近之感油然而生，大家圍住這些“黃軍裝”七嘴八舌地問起了家鄉(xiāng)的親人、大陸的國情，被日本人阻斷了幾十年的鄉(xiāng)音鄉(xiāng)情重新活絡了起來。

　　復臺之后，百廢待興。然而，除少部分高端技術人員留用日籍人員外，其他人一律裁汰，因此臺灣急需大批專業(yè)人才。當時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處會室局、各地方縣市政府紛紛致電當時的福建省政府和廈門市政府，要求抽調(diào)和招聘大量郵政、文教、財會、海關、鹽務等各類專門人才赴臺協(xié)助臺灣的接管和重建事宜。當時的福建省政府迅速反應、密切配合，源源不斷地向臺灣輸送應急人才。

　　跨越海峽送去傳統(tǒng)文化教育

　　“臺灣收復以后，應做工作自然很多，但弟以為最重要的一種卻是教育。”1944年5月10日，在陳儀給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的一封信中他這樣寫道，“臺灣收復以后，首要工作在安民心，使之歸宗祖國，益增親切之感，教育為親民之基本途徑。”為了能在臺灣光復后的較短時間內(nèi)肅清臺灣長期接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惡劣影響，師資的補充和培養(yǎng)成了臺灣重建的當務之急。

　　然而，當時臺灣學校師資力量非常薄弱，考慮到絕大多數(shù)臺胞不習國語，而閩臺語言相通，福建籍教員既掌握國語又會講閩南話或客家話，因而福建成為臺灣征聘教師的首選之地。

　　盡管缺乏完整的統(tǒng)計和詳細的資料，但我們?nèi)阅軓漠斒氯说幕貞涗浿械弥�福建人到臺灣后從事教育工作的若干情形。據(jù)時任臺東縣長、龍巖人謝真回憶，盡管在臺灣教育部門工作待遇并不太高，但不少福建人都很踴躍，工作熱情都很高，即使是到條件惡劣的小島或僻遠山區(qū)亦在所不辭。1947年4月，謝真到了孤懸于海上的蘭嶼，這里的海域黑潮湍急，交通不便，但就在這樣的孤島上，也有來自福建的青年，在小學和鄉(xiāng)公所勤奮地工作著。

　　后來成為“臺灣杰出女性”的著名作家龔書綿教授是泉州人。當時長期的殖民教育使臺灣的基礎教育失去了中華文化的傳統(tǒng)，為此，年僅18歲的她隨同福建國立第一僑師的同學一起渡過海峽，到臺灣從事中文教育，一去就是半個多世紀。

　　除了教師，福建還派出相當數(shù)量的教育干部赴臺工作。當時，島內(nèi)不少縣市的教育主管官員都是福建人。如，曾任臺灣大學校長的莊長恭、臺大農(nóng)學院代理院長陳振鐸、臺灣省立農(nóng)學院的校長周進三等都是福建人。畢業(yè)于廈門大學經(jīng)濟系的福建晉江人黃克立，光復后出任首任臺中市長，任內(nèi)對日本統(tǒng)治時期的行政機構(gòu)進行改革，并整頓學校、普及教育，使得臺中小學的就學率達到80%左右；還恢復和設立了7所中學，學生數(shù)達4000多人；接著又復辦了農(nóng)林學校，學生數(shù)達1000多人。

　　“這些來自福建的老師、教育干部，為清除日本殖民教育的影響，建設臺灣的新教育體系，推廣普及漢語和中華傳統(tǒng)文化，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工作。”林真說。